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周飞亚
深秋10月，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山西运城开幕。数百名学者共赴这场中国考古学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学术会议，为期3天的热烈研讨，绕不开一个词：西阴。
整整100年前，正是在运城夏县西阴村的灰土岭上，30岁的李济掘下了中国人独立主持科学考古的第一铲，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翻开新篇。
当年的西阴遗址，发掘面积很小，却创下了4个“第一”——
第一次运用三点记载法、层叠法、探沟探坑法，对每件出土遗物进行三维坐标记录。这是中国考古界首次以地层学为基础的发掘尝试。精细化的发掘与记录，成为中国田野考古的基础规范。1927年出版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成为我国第一部考古发掘报告，发掘现场图、探方遗迹平剖图、出土器物线图、陶片统计表等奠定了考古报告的基本模式。1930年，梁思永根据此次发掘的标本，写下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第一次运用类型学对国内考古资料进行整理研究。而发掘开始前，李济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拟定的《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涉及权限、发掘品归属、文物展览，亦是我国第一部考古发掘管理制度。
可以说，中国考古科学化，由西阴发端。
而要真正读懂西阴，还得回到仰韶。那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问”。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命名仰韶文化，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然而，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断言中国彩陶源自西方。彼时，国势衰微，此说风行，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华文明“自他邦而来”。当时的有志之士，都想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1926年3月，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在汾河流域进行史前人类遗迹调查，在西阴村发现“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于是有了西阴遗址的首次发掘。
发掘有两样珍贵收获。其一是半枚人工切割的蚕茧，虽已炭化，切割处却极为平直，把中国人植桑养蚕的历史推到约6000年前。其二是绘有圆点、弧线、三角等纹样的彩陶，李济将其命名为“西阴纹”。它们以实物发出宣告：中华文明根植于自己的土地，源远流长，自成体系。
1994年，西阴遗址迎来第二次发掘。这一次，学者们厘清西阴遗址包含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岗文化等多期遗存，建立起该区域史前文化序列，西阴文化被正式命名。2025年至2026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西阴第三次发掘启幕。这次发掘，摸清了西阴遗址的分布范围，探明了仰韶时期的双重环壕轮廓，先民如何规划聚落、划分功能、组织防御，有了清晰线索。多学科考古全面铺展开：浮选获得的粟、黍等植物遗存，鉴定出的猪、狗、鹿等多种动物骨骼，揭示出家畜饲养与狩猎采集互补的生业；拉曼光谱确认彩陶颜料为赭石；小口尖底瓶的残留物里发现红曲霉菌和酵母，证明5000多年前的先民已同时掌握曲酒与谷芽酒两种酿造技术……
西阴遗址所在的夏县，古称安邑，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禹都——夏县之“夏”，正得名于夏文化。传说黄帝元妃嫘祖教民植桑养蚕于夏县，后人在灰土岭上建有嫘祖庙，每年都会举办庙会。当年西阴出土的那半枚蚕茧，曾长期受到质疑，而近年来，西阴村以及河津、闻喜、芮城等地多个同时代或稍晚时期的遗址中，都发现了石雕或陶制茧蛹，为晋南作为中国丝绸起源核心区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为什么晋南地区有这么多仰韶时代的大遗址？先民为什么选择这里定居，并发展出以西阴文化为代表的灿烂文化？随着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答案逐渐清晰——盐和铜矿。
运城盐池是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池盐产地，稳定的盐业资源为大规模人口聚集和定居提供了必要条件，是史前文化繁盛的重要物质基础。盐池保障了早期族群的生存与财富积累，诱发了社会复杂化；随着文明持续演进，中条山铜矿的产出则为夏商早期国家提供了核心战略物资，支撑了礼制文明的运转。
东依中条山、南距盐池20多公里的西阴，无疑是晋南与中华文明起源课题中一个醒目的坐标。
一处遗址，三次发掘，跨越百年。西阴遗址的三次考古发掘，恰好落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起步、学科体系成熟、文明探源深化的三个关键节点上。小小的西阴村，因此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考古学的世纪征程。如今，距离遗址数公里处，造型如蚕茧的西阴考古博物馆也已完成布展，即将对公众开放。百年西阴和中国考古学的故事，仍在不断续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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