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代初，贵阳虎峰山下，王家烈一家面对的不是军政地图，而是一张土地清算表。曾经的贵州地方实力人物，此时已经没有部队，也没有官职上的实际权力，却因名下曾有土地，被划为地主成分。为了偿还土地改革中核定的“剥削债”，那座象征过权势的虎峰别墅，走到了出售的关口。
虎峰别墅并非王家烈一家日常起居的普通住宅。民国时期，贵阳留下几处中西合璧的建筑，王伯群故居、周西成会宾楼、毛光翔毛公馆，以及王家烈的虎峰别墅，都和贵州军政格局有关系。房子高大宽敞，更像官邸和办事机构，王家人真正居住的地方，反而是旁边的一处四合院。
王家烈1893年出生于贵州桐梓县小水乡。年轻时，他做过私塾先生，也在川黔之间背过盐，是苦力中收入微薄、地位很低的一类。一次意外，让他替嗜赌的哥哥背上债务。货物被哥哥变卖，押金却要由他承担，债主还以赶集日为期限催债。走投无路之下，二十多岁的王家烈选择入伍。
1914年8月，他在遵义参军。起初，他并不愿让熟人看见自己穿军装，遇到乡亲便把帽檐压低。可到了战场上，这个出身农家的高个子士兵敢冲敢打，又能琢磨地形和队伍调度，很快从普通士兵升到司务长。1915年至1917年间，他先后进入贵州军模范营、贵州讲武学校学习，军旅道路由此有了根基。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还有桐梓籍军人之间的结盟。周西成起势后，毛光翔、王家烈成为重要骨干，贵州军界一度流传“官不出桐梓，酒不出茅台”的说法。王家烈未必善于周旋，但在军事部署上颇有判断力。后来王守谦回忆，父亲一谈到战场地形、冲锋时机和兵力安排，往往说个不停，显然并非只靠乡亲关系上位。
周西成去世后，毛光翔接掌贵州，王家烈心中并不服气。1929年，蒋介石任命他为讨逆指挥官；1930年7月，又任命他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凭借中央军饷、地方力量以及扩充武器的机会，王家烈逐渐掌握优势，终于取代毛光翔，成为贵州地方军政格局中的核心人物。
然而，这顶“贵州王”的帽子并没有戴得太久。1935年，蒋介石要求他在军长和省长之间作出选择，王家烈选择保留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辞去省长。随后部下因军饷问题发生纠纷，蒋介石借机收回其军权。权力被剥离后，王家烈离开贵阳，乘坐张学良驾驶的飞机前往武汉，同行的还有夫人梁镜华。
有一次，两人在武汉谈及蒋介石，王家烈直言不满，张学良提醒他：“绍公，小心隔墙有耳。”这句劝告很符合两人的处境：地方军人看似手握兵权，实际上始终受制于更大的政治力量。王家烈后来前往西安，张学良还写信托人陪同，介绍他与杨虎城方面联系，几位家属之间也保持着往来。
1949年，局势急转。王家烈曾被任命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但他多年没有实际兵权，清楚留在贵阳风险很大。离开时，家人借用两辆商车，贴上绥靖公署的牌子，返回桐梓。1950年初，解放军接王家烈一家到贵阳。同年6月，他赴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学习，7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身份改变了，土地关系仍要依法处理。王家烈过去在遵义及贵阳郊外置有土地，平时收取地租或新米。土改核定时，他被划为地主，需要返还农民相应的“剥削债”。这笔款项数目不小，而王家烈手中已经没有过去的财力，如何偿还成了现实难题。
负责处理这类事务的城乡联络处工作人员上门后，提出了一个办法：出售虎峰别墅，用所得款项清偿。王守谦后来回忆，父亲没有长时间犹豫。一方面，别墅层高太大，并不适合一家人居住；另一方面，房屋当时本就由交通部门办公使用。于是，虎峰别墅以“二亿七”的旧币价格卖给交通厅。
这个数字放在当时，不能简单按后来货币换算理解。它更重要的意义，是说明王家烈已经从一座官邸的实际占有者，变成了需要通过变卖房产解决历史财产问题的老人。房屋用途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房屋背后的权力关系。
卖掉虎峰别墅后，王家人仍住在四合院。王家烈晚年生活十分普通，邻居见到他会招呼一声，旧部偶尔登门求助，他也会让家人酌情接济。有人问起往事，他谈军事时依旧思路清楚，却不再摆出昔日军政人物的架子。
1966年，73岁的王家烈病重，左半身失去行动能力，身边主要由小儿子王守谦照料。弥留之际，他嘱咐子女身后实行火葬，并说：“生前没有为国家做过什么贡献，死后做一个表率。”8月11日，王家烈去世，家人依照遗愿办理后事。那座虎峰别墅早已易主，而属于“贵州王”的时代，也随着这位旧军人的离世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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