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兵团司令,专程去拜访一名养鸡的老人,这件事放在当时,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可陶峙岳并没有把它当成普通的慰问,而是把马新才视作生产建设中的一个样板。
那天,陶峙岳到车排子地区检查工作,先看了农田和园林。农场干部原以为,接下来要检查工副业,没想到他却点名要见“鸡司令”马新才。
这个称呼,并不是谁随口取的雅号。马新才一个人饲养了三千多只鸡,鸡场常年供应鸡和鸡蛋。职工家里缺了,只要捎句话,他往往就设法送到门口。风雨无阻,年年如此。
听说司令员来了,马新才连忙放下扫把,立正敬礼。陶峙岳没有摆出领导架子,而是拉住他的手,笑着说:“你是鸡司令,我是兵团司令,咱们都是司令。”马新才赶忙推辞:“不敢当,我只是喂鸡。”
陶峙岳接着说:“我家才养十只,你有三千只,今天我就是来向你学习的。”几句话,说得朴实,却很有分量。它不只是对一个养鸡人的肯定,更说明陶峙岳看待生产的标准,向来不以职务高低论英雄。
马新才的鸡场,起点其实很小。1950年,部队离开乌鲁木齐,开赴乌苏垦区时,他用积存下来的津贴买了三只鸡。谁也没有想到,这三只鸡后来竟成了三千只鸡的基础。
在物资紧张、生产条件并不宽裕的年代,养鸡不是一件轻松事。鸡舍要搭,饲料要找,疾病要防,产蛋和孵化也要摸索规律。马新才没有等条件齐备,而是边干边学,把一件小事做出了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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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摸索出一套管理办法。每天喂食、饮水、出笼、归栖,都有固定规律。陶峙岳到鸡场参观时,马新才一声呼哨,鸡群便纷纷聚拢。三千只鸡听令而动,场面十分壮观。
更难得的是,马新才没有把养鸡看成个人营生。他不仅满足农场职工的需要,还把盈利上缴,用实际行动支持农场建设。按照当时的记载,他每年上缴的盈利不低于三千元。
陶峙岳看中的,正是这种从小处起步、靠双手积累的劲头。兵团承担着屯垦戍边和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粮食、蔬菜、家畜家禽,样样都不能只靠外部供应。多种经营做起来,部队和职工的生活才有更稳固的保障。
有意思的是,陶峙岳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并非到了1960年才有。早在新疆和平解放前,他就已经表现出清醒的政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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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一名新疆记者曾采访陶峙岳。当时,报纸上还在刊登国民党军队所谓“胜利”的消息。记者请他谈看法,陶峙岳沉默片刻,只说青年人应当读好书,政治大事不必操心。
说完,他暂时离开了客厅。过了一会儿,他重新回来,语气变得十分郑重:“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话,实际上点出了当时局势的根本。谁得到人民支持,谁才有真正的力量。
采访中,记者又谈到反对中苏友好的文章。陶峙岳明确表示,军人的职责是保国安边,自然希望两国长期友好,不愿看到有人破坏这种关系。这样的回答,反映出他并非只从个人得失出发,而是在考虑新疆的安全和百姓的生计。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率部在新疆宣布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员,继续留在新疆参加建设。对他而言,换上新的军装并不是工作的终点,如何让这片土地真正发展起来,才是更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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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会去看农田,也会去看园林;会听干部汇报,也会走进鸡舍。马新才养的不是几只鸡,而是一条可以推广的生产思路:从极小的资源入手,依靠劳动扩大再生产,再把成果用于集体。
1960年那次生产庆功大会上,陶峙岳把兵团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概括为“十二面红旗”,马新才便是其中之一。他还专门写下诗句,称赞老人高龄仍有壮志,凭三只鸡起家,十年繁育成群,并将收入用于农场建设。
大会上,马新才的故事被朗诵出来,台下掌声不断。掌声当然属于这位养鸡老人,也属于那些在农田、牧场、车间里默默干活的人。陶峙岳把司令员的身份放在一边,亲自向劳动者请教,这个细节,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说明当时兵团建设所需要的作风。
对于马新才来说,那次拜访也许改变了他对“司令员”三个字的理解。过去的司令意味着命令和军务,而陶峙岳让他看到,真正的领导者,也可以走进鸡场,拿普通人的劳动当成值得学习的本事。三只鸡的故事,就这样被写进了新疆生产建设的历史细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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