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9月，迪化城外，马呈祥把军装、职务和多年经营的军队一并放下，只带着家属、亲信以及大笔黄金，踏上了通往巴基斯坦的道路。那时的他，名义上仍是骑五军军长，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必须设法脱身的败军将领。
这场出走，表面看是逃命，往深处看，却像一次权力秩序的坍塌。过去，马呈祥凭军队号令部属；离开新疆后，能不能通过一处关卡，往往要看手里的金条够不够分。
马呈祥出身于马家军核心家族，是马步芳的亲外甥，也是马步青的女婿。凭借这层关系，他早年进入青海军官教导团，后来又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习，出任骑五师、骑五军长官，成为马家军中颇受倚重的人物。
1944年，新疆三区革命形势发展，国民党军队在新疆西部承受压力。奉命增援后，马呈祥率部进入新疆，后来长期驻守迪化，并参与镇压当地革命力量。马家军依靠宗族、武力和宗教关系维系统治，军队内部忠诚度很高，但这种忠诚更多是对家族首领的依附。
兰州战役改变了西北局势。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西宁门户洞开。马步芳随即安排家属和财物撤离，西北各地的旧有军事体系迅速松动。马步芳离开后，马呈祥在新疆也失去了重要依托。
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人开始谋划和平起义。马呈祥及叶成、罗恕人等人曾试图阻止，但他们面对的已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地方军政系统整体转向。骑五军内部也有人倾向起义，继续抵抗越来越难。
马呈祥反复权衡后，决定不参加起义，也不再公开阻拦，而是携带家属和财物离开新疆。陶峙岳为了减少冲突，允许他出境，并帮助办理手续。1949年9月24日凌晨，马呈祥将军务交给韩有文代理，带领亲信、家属和约六十名护卫，从迪化老满城出发。
队伍先向阿克苏方向行进。到达当地后，众人被安排住进驻军部队驻地，出入受到限制。有人因旧日矛盾向叶成开枪，虽然没有击中，却使队伍气氛骤然紧张。驻军士兵长期欠饷，又听说马呈祥携有大量黄金，便提出补发军饷，实际上是要以此换取放行。
叶成对马呈祥说：“马军长，你看着办。”
话说得含蓄，意思却很清楚。马呈祥明白，叶成有黄埔背景，过去又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日后到了台湾或许还用得上。权衡之后，他拿出五百两黄金交给驻军，队伍才得以离开。
这五百两黄金，买到的不只是通行资格，也暴露出旧军队内部的真实关系：军令已经失效，欠饷的士兵不再听从长官，金钱成了临时有效的命令。马呈祥对此既恼怒又无可奈何。
到达喀什后，赵锡光出面接待。此人与马呈祥早有交往，得知阿克苏发生的事情后，又将那五百两黄金退还。队伍短暂停留，随后改走英吉沙、依格孜牙和蒲犁一线，准备翻越高山，进入巴基斯坦。
汽车无法继续前进，马呈祥只得变卖车辆，购买骆驼和马匹。随行家属坐进木箱，由骆驼驮运。高山道路极为艰险，牲畜死亡、人员坠崖等情况接连发生，但装有金银财物的箱子始终被严密保护。
抵达蒲犁时，出境人员需要登记财产。相关记载称，马呈祥申报黄金八千两，叶成申报七千五百两。两人的财富规模由此显露出来，也为队伍内部的矛盾埋下伏笔。
越过边境前夜，护卫人员对叶成积怨已久。有人认为，叶成过去克扣军饷、苛待部属，如今仍把士兵当作可以任意驱使的工具。马呈祥得知后劝道：“以后到了台湾，还要靠叶师长帮忙。”
他不愿部下把关系彻底闹僵，却也挡不住众人的怨气。叶成遭到索要路费，只拿出一百两黄金。罗恕人、刘汉东等人担心局面失控，又凑出五十两，事情才暂时平息。
马呈祥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他给普通士兵每人一两黄金，军官多给一些，还逐一表示感谢。钱财在这支队伍中既是护身符，也是维系关系的最后纽带。没有这些黄金，队伍或许早已在途中分裂。
马呈祥随后进入巴基斯坦，经中东辗转，1950年9月到达台湾。至于留下的副官和护卫，返程途中又遇到地方武装拦截。有人主张留下，有人判断对方只是想夺取枪械，幸亏连长苟得才坚持带队离开，队伍才没有陷入更大危险。
他们回到喀什后，与解放军取得联系，获准返回迪化。此时，原骑五军已经改编为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一师，部分旧部接受改编，走上了与马呈祥完全不同的道路。
同一支队伍，同一段路程，结局却分成两条：有人带着黄金出境，有人放下旧日身份，留在新疆接受改编。马呈祥的两次“买路”，一边是五百两黄金换取阿克苏放行，另一边是八千两黄金护送自己穿越边境。数字背后，记录的正是一个旧军事集团从握有兵权到只能依靠财物求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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