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4年夏，上海前往广州的火车上，四名山西五台青年挤在同一节车厢里。他们都要去报考黄埔军校，年龄相近，乡音相同，却没有人想到，这次同行会成为一生道路的分界线。
四人中，徐象谦年纪最小，后来改名徐向前。赵荣忠、白龙亭与孔昭林，则比他更早接触军事训练。几个人出身相近，家境大多清寒，靠读书和参军寻找出路。那时的山西，阎锡山经营多年，地方军事教育虽带有浓厚的晋军色彩，却也给贫苦青年打开了一道窄门。
赵荣忠出生于1899年，曾在山西陆军学兵团学习，做过班长、副排长。白龙亭同年出生，毕业后担任过地方保卫团教练。孔昭林生于1900年，既读过陆军学兵团，又在山西斌业学校任过班长，军事履历最为完整。
徐向前的起点看似普通。他曾在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回乡任教，却因讲授反封建思想和救国道理，被学校辞退。失去教职后，他偶然得知黄埔招生的消息，便决定南下。哥哥托人出面保荐，这才取得报考资格。
四人从上海到广州，再登上黄埔岛。徐向前、赵荣忠、白龙亭编入第一队，孔昭林编入第四队。军校生活极其紧张，清晨集合，白天操练、射击、测图，晚上还要学习战术和政治课程。饭只能匆匆吃完，军号一响，谁也不能拖延。
有意思的是，四人在入学前的经历各不相同，到了黄埔却被同一套纪律重新塑造。孙中山为军校题写的训词，要求学员“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勿入斯门”。这句话并非墙上的装饰，而是当时许多学员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
1924年秋，徐向前和白龙亭随队执行警戒任务；广州商团事件发生后，他们又奉命参加平叛。1925年2月，四人参加东征，在战场上第一次真正接受检验。毕业分配时，他们都因成绩和表现留在军校或学生军中任职。
命运的分叉，出现在1925年夏。徐向前、白龙亭和孔昭林申请北上，准备到河南国民二军任职，赵荣忠却留在广州继续发展。临行前，几人曾约定，将来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彼此照应。
赵荣忠留在黄埔系统后，升任团级军官。北伐开始，他率部参加湖北、江西方向的作战。1926年，在湖北黄石三圣公一带作战时，赵荣忠遭敌军袭击牺牲，年仅二十七岁，后被追赠陆军少将。四位同乡尚未真正走远，便少了一人。
北上的三人进入国民二军后，才发现军校训练与旧式军队之间隔着很大距离。军队内部派系纷杂，军纪松弛，命令常常不能落实。徐向前担任教导营教官和参谋，白龙亭、孔昭林也先后担任参谋、连长、营附等职，但许多岗位有名无实。
部队在战事中接连失利，人员四散。三人只得返回五台。那次重逢没有庆贺，更多是沉默。白龙亭和孔昭林已经厌倦奔波，不愿再离开故土。徐向前劝道：“路还没有走完，不能就这样停下。”两位同乡却选择留下。
这一次决定，改变了四个人的结局。
徐向前辗转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后来参加革命队伍，逐步成为红军和八路军的重要指挥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解放战争中，又担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
白龙亭没有走上同一条道路。抗战时期，他曾任冀察战区第五游击挺进纵队少将司令，负责统辖地方武装。由于部队成分复杂、指挥失当，在战事压力下屡遭挫败。解放后，他留在山西，后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处理，1951年被处决，时年五十一岁。
孔昭林则先后在晋军和胡宗南系统任职，曾担任战时干部训练机构的军事教官，并获授少将军衔。抗战结束后，他没有直接率部与人民军队作战，解放后回到五台务农。镇反运动中，他因历史问题和一桩书写标语的事件被判处死刑，1951年去世，时年五十岁。
四个人从同一片土地出发，在同一所军校受训，也曾并肩参加东征。赵荣忠死于战场，白龙亭和孔昭林倒在政治风云之中，徐向前则一路走到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序列。差别并不只在才干，更在于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以及他们所站立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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