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8年3月15日，北京，叶剑英来到军事科学院视察，院长宋时轮与粟裕一同出面迎接。摄影干事按下快门时，叶剑英分别握住两位老战友的手。照片中的三位老人，神情平静，却把几十年风雨军旅浓缩在了一瞬间。
有意思的是，这份亲近并非始于建国之后。1946年初，国共谈判在北平举行，宋时轮奉调协助叶剑英开展工作。那时的谈判桌并不平静，军事问题、停战安排以及地方冲突，常常交织在一起。
宋时轮说话直，办事也果断。面对对方在谈判中的反复，他坚持依据事实交涉；遇到突发情况，则迅速核查、及时处置。期间还曾发生针对他的险情，但他没有因此退缩。叶剑英由此看到了一个军人的分量：既能带兵打仗，也能在复杂环境中守住原则。
后来有人把宋时轮离开野战部队、转入军事教育系统，说成是所谓“明升暗降”，理由集中在长津湖战役。这个判断，实际上把战争中的复杂条件简单化了。
1950年冬，志愿军第九兵团入朝后参加长津湖地区作战。部队调动紧急，冬装和物资准备严重不足，许多官兵是在并不充分的条件下进入严寒地区。战斗本身取得了重要战略效果，但部队也付出了极大代价，冻伤和非战斗减员尤其严重。
把这些后果全部归咎于宋时轮个人指挥，既不符合当时的战场实际，也忽略了部队仓促开进、气候骤变和后勤保障不足等因素。战后，毛泽东曾对第九兵团相关工作作出嘉奖，这也说明中央对这场作战有着整体判断，而不是用一句“打得不好”概括。
宋时轮后来担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更多是军队建设需要。战争结束后，如何把战场经验整理成教材，培养能够带兵、懂训练、会指挥的干部，已经成为迫切任务。宋时轮既有丰富作战经历，又重视军事理论，这样的将领转入院校，并不意味着被边缘化。
1957年，叶剑英主持筹建军事科学院，亲自点名宋时轮担任副院长，正是看中了他的综合能力。宋时轮主持翻译、审校军事著作，对术语、数据和战例反复核对。有人回忆，哪怕是一处细小表述，他也不轻易放过。1958年年底，他还参与主持编写我军作战条令，为军事训练和作战规范化打下基础。
真正体现其性格的，还有一件发生在特殊年代的往事。一次会议上，有人要求他批评陈毅、叶剑英等老同志。宋时轮没有顺着说，而是明确表示，这些人都是经受过革命战争考验的老同志，没有事实依据，不能随意批评。
这番话让他受到冲击，甚至被安排做清扫等杂务。可在秘书李际均的回忆中，宋时轮始终没有做过有损原则的事情，也没有为了自保去攻击老同志。对一个身经战阵的将领而言，这种沉默并非软弱，而是清楚什么话能说，什么底线不能碰。
1972年，宋时轮恢复工作，后来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他把相当多精力放在军事史、军事理论和干部教育上。对他来说，研究过去不是摆设，而是要从战例中找出规律，给后来者留下可检验、可使用的经验。
1981年，中央决定组织编写元帅传记，军事科学院承担叶剑英传记的撰写工作。宋时轮与粟裕带队查阅资料，走访叶剑英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还多次登门请教。叶剑英一向谨慎，起初并不愿意接受专门访谈。
宋时轮对他说：“这不是给个人歌功颂德，而是把革命经历讲清楚。”这句话打动了叶剑英。1982年至1984年5月间，两人前后交谈五十六次，许多细节都经过反复核实，甚至一个地名、一段行动经过，也要查找档案和当事人回忆相互印证。
传记基本完成后，叶剑英曾请宋时轮为书稿作序。宋时轮连连推辞：“叶帅，您是元帅，我没有资格替您作序。”叶剑英便半认真半玩笑地要求他三天交稿。
三天后，叶剑英打电话过去，宋时轮却没有接。叶剑英放下电话，对身边工作人员苦笑道：“这个宋时轮，我居然指挥不动他了。”
宋时轮没有写序，却撰写了相关后记。那份拒绝，看似不给面子，实则仍是他一贯的严谨：不因私人情谊改变身份分寸，也不把历史文字当作应酬文章。遗憾的是，传记出版时，叶剑英已经离世。屈指可数的谈话记录，遂成为两位老将晚年交往中一段耐人寻味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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