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就业率”、“大把工作”，赴日求职的中国年轻人怎么样了？

就业率98.1%、毕业生“内定”率83.9%、几个岗位抢一个毕业生……种种数据似乎都在向人们证明，日本招聘市场进入卖方天下，只要去了就能有工作。

“什么人都能找，只要不挑，大把工作给你”，网上的说法很诱人。哺乳期被裁员后退出职场3年的小艾、博士肄业找不到好工作的小摩、不想再被困在“前台”的大专女孩花花，先后在这两年去日本求职。

没有日本学历，也不会日语，甚至只有10万元存款，30多岁的他们第一次远赴异国他乡，重启人生的盲盒。

文 |许峥

编辑 |张轻松

运营 |芋头

重启

初秋，札幌的天很蓝，有点恍惚，真的出国了。

抵达语言学校，花花的第一个感觉是狭窄。语校分配的宿舍很小，大约4平方米，进门就是床铺，旁边是桌子，没有别的了，像韩国的考试院。她入住了单人间，每个月花费45000日元，约合1900元人民币。她带着10万元存款过来，计划存款花完之前在日本求职，如果找不到工作，再回厦门摆摊也不迟。

家里人强烈反对，认为她被不知名的组织洗脑了，去日本纯粹是骗局。

这是花花第一次出国，她一句日语都不会说，也没有日本朋友，此前，离国境线最近的一次是去西藏旅游。在下决心出国前，她想了半年。但是，翻来覆去琢磨，绕不开的一个想法是，她不想再因为“底层工作”被迫看人脸色了。她想换个环境试试。

客服、前台、销售，从21岁大专三年级实习开始，花花从来没离开过这3样工作，经常要处理客诉。

第一份实习是做前台。她在泉州一家酒店上班，每天穿高跟鞋站立8小时，办入住、退房、接听电话，全是零碎杂事。有时还要应付半夜三更喝醉了酒、大闹前台的客人。“我感觉我在拿生命换一个不太多的工资。”

▲ 图 / 《蜜语纪》

那时候，花花每个月底薪是2800元，到手差不多3000元，经常三班倒，从晚上9点工作到次日凌晨7点。公司配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宿舍，4个女生挤在一起住，还有人抽烟。花花想走，但也不知道走去哪里，觉得日子没什么指望。

2017年，花花去了一家中高端诊所上班，客人经济水平比较好，但依然对前台苛刻。“预约了这个时间，为什么还不到我”，客人无法容忍时间有差错，花花两头受气。客人在大堂发完脾气后，进入诊疗室又变了样子，对医护十分礼貌。花花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岗位的地位在所有人心目中都很低，既不创造业绩，也不受大家待见。

她一直想离开，但没有目标。直到2019年她在教育机构卖课时，发现去日本好像不贵。回家搜索网友的帖子，文字和图片中透露着舒适的生活气息。是不是换个地方，生活会变个样子？花花动心了。

距离真正出发，还要好几年。2022年，她又一次因为忍受不了职场关系辞掉工作后，决定不再找工作。她花了将近1.1万元成本，买材料、工具、课程，在厦门海边卖手工艺品，一边守摊，一边在App上自学日本语的50音图。摆摊2年，她存下了10万块钱，瞒着家人和朋友，花费1800元找了中介，报名2024年10月份的日本语校。在北海道乡下，学费总共是50万日元，约合2.1万人民币。

2024年9月28日出发，日子很好，是花花的生日。她拼凑了最便宜的航班，转机3次，在9月29日落地札幌。这一年，花花32岁。

▲ 花花刚到时，出门散步，町里有长红果子的树，很多乌鸦。

35岁的小摩也动了去日本生活的念头。2024年，他在网络上搜索得知，日本老龄化严重，缺年轻人，就业压力很小。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2023年8月份，日本就业信息网站Mynavi对1982名应届毕业生做了调查，发现有85.8%的学生已经拿到了“内定”（正式录用通知），平均每个人手上有2.5份Offer。

Mynavi曾让每个求职者选择一个汉字来表达心境，“乐”字在2023年跃升至排名第一的汉字，超过往年的“苦”。日本文部科学省与厚生劳动省联合调查显示，2024年3月毕业的日本大学（学部）毕业生中，在“希望就业者”群体里的就职率为98.1%，是该项调查自开始以来的最高值。种种数据似乎在向小摩印证，去日本不会比现在更差。

当时他还在化工领域的一家企业上班，每个月到手工资是1.2万元，在北京租着一间月租3500元的房子。但是，他有80%的时间都不在北京，“我疯狂加班，去各个地方跟项目，嘉峪关、鄂尔多斯、包头、克拉玛依，一出去就很久，租得挺亏的”。

工厂是小摩驻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和各种泵、管道、反应釜、图纸打交道，忙起来，他连续几天都处于工作16小时以上的状态，入睡时间少，很难受。油田项目动辄持续三四个月，小摩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住宿舍，也没人交流，“工作时长和收入水平严重不对等”。

小摩也试过换工作，但每一次都被反问，为什么博士退学。这个问题，小摩解释得非常累，他是化学硕博连读，当时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比较旧，不好发文章，可导师经常缺位，给不到指导，8年时间下来，小摩逐渐绝望，最终被迫退学。

“自证”次数多了，小摩变得很纠结，怎么说才能让人明白，一个博士生的退学并不简单地等于失败。

▲ 图 / 《未知的首尔》

小摩的最高学历仍是本科，生化环材，“四大天坑”，他根本投不上可以坐办公室的岗位，总是进工厂。跳槽也难，对方总会以“没有经验”“不具备某个职业条件”的理由拒绝小摩。他发现，招聘者只想找一个螺丝钉，卡上去，并且只要某一个特定形状的螺丝钉。

2025年5月份，他带着20万元存款，收拾东西去了日本。和花花一样，小摩拿的也是语校签，学费80万日元，约合3.38万元人民币。他在东京租了6万日元（3000元左右）的房子，开始学日语。班里有1/3的同学是中国人，另外1/3是土耳其人。

陆续地，身边的同学先后离校。有人在半个月内找到了工作，IT行业，做程序员，“大概投10个简历就有2个成功互选”，工作签下来后，立马退学离开。还有一部分人是去做中介，向华人卖房子、卖电话卡，靠提成赚取的佣金特别高，他所认识的中介朋友里，最高年薪能达到千万日元，约合42万元人民币。小摩发现，这两个是最热门的岗位。

次年的7月份会有一场JLPT日本语能力测试，时间还充足。小摩在等一个可能性。但是，他已从语校同学就业的方向中感觉到，外国人找的似乎大部分是基础性工作。

如果对工作的预期不高，在日本似乎确实不难找到一份工作。

2025年7月份，做了3年全职妈妈的小艾在Wantedly（日本求职网站，主要发布初创企业招聘信息）投出了第一份简历——35岁，大龄女性，不会说日语，从未在日本上过学。小艾有点忐忑，真的可以吗？

很快，Wantedly上的日企就回复了小艾，约定好面试，一共三轮，全部通过。没有人向她的年龄、生育、三年空窗期提出疑问。

这是一家教育类公司，总部在东京，员工有90多位，全是日本人，不需要打卡，可以远程上班。她的岗位是海外销售，每个月的底薪有27万日元，约合1.14万元人民币，一个月的工时是160个小时。

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尽管托业考了970分，之前在国内的经历，让她没有想到一切会如此迅速。

2023年，小艾在哺乳期遭遇了裁员。当时产假还没休完，她接到了一通电话，是老板打来的，说公司要关门，所有人都要被裁掉，包括她。

这是一份税前月薪2万元的工作，小艾做了3年，拿到赔偿走人后，她突然陷入了迷茫。

一个刚结束哺乳期的妈妈，33岁，突然掉入求职市场里，小艾已经能想象会面临怎样一连串的质疑。

丈夫提议，要不一起去日本吧。小艾丈夫是日籍华人，曾在大型日企上班，近几年观察下来，好像日本的就业环境没那么严苛，“一定找得到工作”。

就这样，3位没有日本学历也不会日语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开启了人生的盲盒。

▲ 小艾发小红书记录自己的求职生活。图 / 小红书用户@进击的小艾

生存实验

这不是旅行。所有人都很清楚，抵达日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验证怎么活下去。

2026年，日本的最低平均时薪上调了56日元，达到1177日元，约合50元人民币。在北海道地区，最低时薪为1131日元，花花就落脚在北海道的旭川。

上了半年语校后，花花找到一份兼职，在富良野的711商店，时薪1200日元，约合51元人民币。如果按8小时计算，她一天可以挣406元，“比过去打工赚得多”。

这是花花首次接触日本职场。收银、整理货架、打扫卫生、垃圾分类，只要有活她就干。老板得知花花是外国学生，给她办了一张公交卡，事先充好1万日元，用完了再找他补，省掉她的交通费。如果周六来上班的话，额外给3000日元餐补，约合126元人民币。加班也有补贴，精确到分钟，比如规定下午6点结束工作，只要花花在6点01分下班，这1分钟都算进加班费。花花感觉，自己的劳动价值受到了尊重。

2025年7月份，花花参加了JLPT考试，成绩是N2级。8月底，她开始投简历，通过率很低，不到10%。9月份面试了两家温泉酒店的岗位，类似于客房服务，没通过。面试时很紧张，花花连问题都没太听明白。后来跟语校里一个研究生学历的前辈沟通，她发现对方也总是过不了简历和面试。

▲ 花花在富良野的711商店兼职。图 / 小红书用户@北海道小町生活

花花索性不挑了，“无论什么公司、什么待遇，先去面试”，只要有招聘就填，看都不看，疯狂点击应聘。在这段时间，语校其他人的去向大致分成了三拨，一部分去了温泉酒店，一部分去贩卖行业，还有一部分直接回国了。

她还想撑住。在将近4个月的时间里，花花投递了超过200份简历，只收到13个面试邀约，几乎全是温泉酒店。2026年1月份，她终于拿到两个“内定”，一个是高尔夫球场，也是客服岗；一个是北海道的地域振兴协力队，担任政府机关里的合同工，在中顿别町，很小规模的村落。花花没多想，直接选了后者。她实在不想再回到做前台的日子。

毕业后，花花用在711打工存的钱，花50万日元（约合2.1万人民币）买了辆二手铃木雨燕，搬到乡下，开始了在日本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 花花的工作日常。图 / 小红书用户@北海道小町生活|花花酱

小艾的工作也在进入新阶段。她想结束合同工身份，申请成为正社员。

2025年，日本有3708万正式雇佣者（即正社员），占比63.5%，而非正式雇佣者大致分为5类，兼职、临时工、契约社员、派遣社员、返聘。小艾属于非正式雇佣者的范畴，叫契约社员（即合同工）。根据《令和7年外国人雇佣实态调查》的数据，以5人以上公司的外国人常用劳动者为对象，57.7%的外国人拿到了正社员资格（基于企业内称呼，不完全等同于无固定期限雇佣）。

解雇正社员的门槛是最高的，他们签署的是无期限合同，100%受到社保和年金的覆盖，像小艾哺乳期无故被裁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在正社员身上，“有点像国内进了单位的公务员，非常稳定”。小艾的公司总共有90多名员工，其中大约30人是正社员，剩下的都是非正式雇佣者。某次，组里有一位合同工被谈话，悄无声息地走了。小艾想申请转正，“如果不是正社员的话，风险永远存在”。

2026年，小艾的工资比以前在国内缩水了近1万元，她盘算了下，如果在东京或大阪生活，日子紧巴巴的，可是在神户乡下，她的收入加上丈夫创业的收入完全足够。

每月房租9.3万日元，约合3926元人民币，房子是两房一厅，总共52平方米，没有公摊面积。2年下来，她发现占大头的生活费用，只有房租和饮食。至于女儿的托管这边，基本不怎么花钱。

▲ 小艾在女儿一岁零六个月时申请了保育园。

小艾发现，日本幼稚园的师资也很紧缺，因为薪资较低，人际关系压力大，本国人不愿从事相关工作，日本幼儿园对外国人也开放了岗位

在正式求职前，小艾曾在神户应聘过幼稚园的文员工作。2025年初，她找到了神户三宫的一个劳工部门，不少印度人、越南人、尼泊尔人来咨询，想找工作。她提出了求职诉求后，对方当场打电话给本地的雇主，并约到了面试。小艾和另外一个帮助翻译的日本朋友有点吃惊，这太快了。

“什么人都能找，只要不挑，大把工作给你”，这是小艾对当下日本职场最深的感受。但很多外国人能找的，还是蓝领工作。根据厚生劳动省2025年的统计，求人倍率（空缺岗位数/有效求职者人数）最高的是“保安职业从事者”“建设·采掘从事者”“服务职业从事者”和“运输·机械运转从事者”，均属于人少岗多的状况。

小艾有一个同龄的女性朋友，日语、英语都不在行，在华人珠宝店找了一份兼职，每天工作5个小时，“养家不太行，但可以养活自己”。

对于未来的日子，花花是兴奋的。起码，她不用再站前台了。

上级给花花分配了一间大约70平方米的员工宿舍，相当于福利房，每个月只交不到1万日元的租金，约合422元人民币。总共3个卧室，另外有客厅、洗漱台、卫生间、浴缸，厨房是开放式的。花花挑中一个有榻榻米的房间睡觉，留一间放杂物。她行李很少，也没什么同龄朋友，剩下那一个房间，至今仍空着。

村子很冷清，花花选了离办公室最近的宿舍楼，步行1分钟就能到。她不用背负任何业绩，与政府机关上班的时间一样，签了3年的合同，约定年薪是350万日元，约合14.77万元人民币。有一些在温泉酒店工作的语校朋友告诉她，那边都在靠加班挣钱，工资能翻1.5倍。花花没有动摇。

眼下这3年，她不想再重蹈覆辙。

“好工作”难找

小摩至今还没找到工作。他浏览过很多网站，面向华人的、招聘兼职的、以理工科为主的，但还没有投出一份简历。

学语言并没有那么容易。今年9月份从语校退学时，小摩日语还没有过N2。他几乎想放弃——以这样的日语水平，继续学下去，似乎也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他有次在Threads上发现一个华人朋友，34岁，曾经在大厂做导演，来了日本之后，进入某个跨境物流公司，私底下还找了3份兼职，所有的工资加起来，竟然比毕业第一年的工资还少，小摩渐渐地也有点灰心。

求职App上的顾问曾给他对接过2份面试，都是制造业岗位，和派遣公司签合同，类似于国内的外包员工。小摩知道从语校去了IT行业的同学，大部分就是派遣社员。

▲ 图 /《派遣员的品格》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6年发布的对2024年的调查，只有7.7%的派遣社员转成无限期雇佣者，23.2%由本地继续雇佣，其余均在3年之后大洗牌，要么换公司，要么迟迟未得到任何安置。官方统计数据还只能反映正规派遣，有一些黑派遣的待遇未必能计算进去。小摩感觉，这是失业风险很大的员工类型。

他向顾问表达了想要“正常工作”的诉求。但他心里也明白，以现在的口语能力，应该很难。他去了那2场面试，一些问题没太听明白，也答不上来，最终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找不到正式工作，小摩找了两个兼职。一份在公共食品工厂，拿最低时薪，做三明治、饭团等便当，供应给超市；还有一份黑工，时薪不到日本规定的最低水平，是某个居酒屋的后厨岗位，一共2个人，他负责做炸物，几乎每天都忙到晚上11点半。经常有企业员工来居酒屋聚餐，“很可怜，下属们收工之后还得来陪领导喝酒”。印象中，他在居酒屋最忙的时间段有两个，日本的红日子（法定节假日）和新员工入职时。

几次打工都有点像过渡性质的，小摩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某个兼职的单位，也做得不长。只要这样，就不算停止脚步吧。小摩还想往前走。

可是去往哪个方向呢。两个选择，留在东京，抑或离开东京。

从大趋势来看，往城市去似乎是主流。以花花上班的小村落为例，人口从1995年的2800人开始持续下降，最新统计只有1398人了，其中还有608位65岁以上的老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31年间缩水了一大半”。

但也有年轻人往乡下跑的。花花就发现，办公室还有好几个像她这样逆流而行的人。

组长今年35岁，比花花大一岁，曾经在城市里做警察，因为案件而接触了不太好的事情，压力极大，和妻子商量好后，共同搬到了村子里。课长也曾在札幌做销售，每个月都要冲业绩，最终因为父母年老，无法独立生活，便离开札幌，换了份工作。4月份入职那天，花花和2位新员工加入办公室，对方被分配到了产业科和总务办。后来她才知道，他们都是日本应届毕业生，才20出头，比花花小10岁，也选择了在乡下就职。

小艾的日本同事也告诉小艾，自己其实是主动降薪来目前这家公司工作，“他不想卷，不想通勤，不想再忍受日本大型企业上下级森严的氛围”，收入低一点也完全能接受。小艾观察到，日本有一部分年轻人没那么想赚钱，怕累。

小摩也见识过日本职场的压抑。在国内时，他曾有过一段在中日合资企业上班的经历，大老板是日本人，对基层员工很客气，对话经常使用敬语，可对小摩的直属日本上司极其严厉。某次，有员工犯了错误，老板将这位日本上司喊到办公室，要求对方90度鞠躬道歉，抓起桌子上的东西往他身上砸，甚至动拳头，骂了将近2个小时。结束后，有同事进去收拾，办公桌上什么都没有，本子、遥控器、文件全掉在地上。这是小摩第一次感受到日本企业上下级之间的窒息。

后来他在日本的论坛上看出了规律，越是在大型的、传统的、以中年男性为主导的公司，权力霸凌的状况越多。

女朋友告诉小摩，她也多次承受过不由分说的责骂。小摩女朋友在东京一家电视台的节目组上班，直播忙起来的时候，从早到晚都无法停下来休息，她中午下楼解决午饭，吃完就继续干活。因为吃饭花了大约1个小时，上级指责她“不热爱工作”。即使某次腿摔伤了，上级也毫不考虑她的身体状况，命令她第二天就去扛设备。

在日本，权力霸凌（Power Harassment）已经成为法律术语，虽然每年有上百万相关咨询案例，但即使有制度，举报也不一定成功。比如有4486件案子要求由纷争调整委员会斡旋，双方到场率却不足50%。

▲ 图 /《吃饱喝足等幸福》

对日本职场的恐惧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求职选择。他们不想换个地方卷，更不想深度嵌入另一种充满压力的体系。

花花想起那两位日本毕业生，初来乍到，总是很紧张，恭恭敬敬的，“比我一个外国人还要拘谨”。她感觉对方时刻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生怕做错事。

小艾的丈夫在毕业第一年进入NTT docomo（日本电信三巨头之一）时，因为严苛的上下级观念深觉痛苦，下班后，也经常得陪上级去喝酒聚餐。

不光是丈夫，连3岁女儿的幼稚园，也开始展示出强烈的“秩序感”。某次女儿春游，老师要求家长带零食，小艾丈夫在女儿的书包里放了一块面包。第二天，丈夫被约谈了，说面包不属于零食，是甜点，所有小朋友必须一致，不然可能会引起其他小朋友的困惑。小艾至今无法理解，这抠得太细了，“不一样又如何，可它就是一刀切，把每个人都削平了”。

硬币总有正反面，小艾每天享受着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的环境，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规训着。丈夫后来开始独立创业，从层级森严的办公室中脱身，他们也开始考虑，到更乡下的地方生活。

到乡下去

2025年5月份，小艾在北海道乡下以60万日元买下了一栋小别墅，按当时的汇率，约合3万人民币。

这是一栋1983年建起的房子，大约100平方米，两层，有车库和菜园。原房主是一位90岁的老人，丧偶30年，为了搬去和女儿住，决定以低价卖掉。小艾在当地市政府的空房子出售版块（Empty house bank）发现了它，最初的报价只有50万日元，几乎是烂房子的价格。结果实际看房时，小别墅保养得非常漂亮。小艾和丈夫立马签约。

所有登记手续办下来，很迅速。小艾心里充盈着一股幸福感。她讨厌焦头烂额的生活，宁愿住到乡下去。

6月份起，小艾开启了神户和北海道双城流动居住的生活。房子附近是大片的田野，秋日时分，金灿灿的，街道一尘不染。有位年纪很轻的邻居和小艾打交道时透露，他来这儿打零工、酿啤酒之前，在东京的政府部门做儿童心理咨询，那是铁饭碗，但他辞掉了。

▲ 小艾和家人在北海道的家。。图 / 小红书用户@进击的小艾

花花也偶遇过一个移居到村子里的日本人，95后，曾经在札幌的城里上班，很不快乐，决定搬到乡下来，做各种工作，熊护卫员、压雪车司机、滑雪教练，偶尔还去驱除浣熊或鹿害、卖鹿肉宠物零食。这6份零工，构成了他的收入来源。工资最多的是当熊护卫员——风力发电项目施工时，他作为猎人陪同，确认是否有熊在附近活动。有时候，他会凌晨3点起来钓鲑鱼，钓上来的鲑鱼，当天就作为晚餐。

在地域振兴协力队上班，花花对接了一个任务，叫移住计划。北海道政府在各个小村子里提供租金很低的住宅，吸引东京、大阪、札幌等城市的人过来居住。在花花的小村里每月租金大概是3万日元，约合1268元人民币，最多可以住2年。根据北海道厅官方公布的问卷，以考察移住候选地为目的申请入住的人占了43%，其中，填写这个理由的人一般都在20岁至50岁之间。一股细小的潮流在形成。不光是日本人，还有外国人，正在往日本的乡下去。

小摩就是日本移住计划申请者中的一员。

9月底，小摩从东京搬到了气仙沼，日本东北部的小县城，水稻很出名。小摩打算先住满2个月，房子几乎是不要钱的，剩下的开支全是吃喝和交通。如果不出城的话，一个月生活费只要5万日元，约合2100元人民币。农场的朋友偶尔请他去帮忙割水稻或者摘杏子，脱粒、分拣、装箱，有次对方付了2万日元的薪水，约合844元人民币，半天就完事，小摩按5个小时折算了下，时薪4000日元，比去超市打黑工好，多了3倍。

▲ 小摩割稻子。图 / 讲述者提供

但农场的活不确定，农忙时缺人，不忙时就挣不了钱。小摩想去附近渔港找点事儿做。过几天，他还要去另外一个小果园，帮农夫摘西红柿。如果不考虑签证，小摩感觉这样过日子也可以。他在气仙沼观察过一些日本年轻人的状态，类似于生活条件更好的三和大神，一周打10个小时零工，凑够生活费就行了。小摩不意外，他知道日本进入了“地板很高，天花板很低”的状态。

根据日本国税厅的统计，日本私营企业平均工资在1997年达到了467万日元，约合19.7万人民币，往后30年间，这个数字几乎是不动的，在460万日元附近徘徊，甚至有下跌，直到2024年才第一次返回478万日元的水平。而近几年回升的因素并非薪资天花板变高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短缺推动的工资调整，加上通货膨胀，最低工资水平在往上提升。

小摩对返乡的日本人表示理解，“反正，付出好几倍努力，也上升不了一倍，但最低生活水平也不错了”。

▲ 图 / 《小森林》

10月底，他准备去上地方自治体提供的免费日语课，气仙沼有不少印度尼西亚籍渔民，也都在那儿学。小摩暂时不想离开，“这里熊比人多，挺好的”。他心里藏着一个想研究的领域，迟早要动手去做，只是可能没那么快。目前，他还没完全从过去的高压、紧张、精疲力尽中完全回过神来。身上还有大约8万元人民币，小摩想再缓缓。

花花大概2个月会给家里打一次电话，说说近况。她不想太频繁，因为电话那头的声音只有反对，催她像发小或表姐妹那样，回家找一份月薪大概4000元的工作，单休也好，总之尽快嫁人。从小到大，花花几乎没有从父母口中听到一点认同。

读大专时，花花就知道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小森林》，反复看，只是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住到日本乡下，和70岁的爷爷奶奶交朋友。她在房子外头种了点菜，葱、蒜、生菜、辣椒。过几天，北海道要下雪了，花花将盆栽挪了进来。得开暖气了，花花不知道这几株小菜适不适应更暖的温度，“摸索着来吧”。

大畑山是花花在村子里最爱去的地方。登顶后，可以俯瞰整个中顿别町，有牛、羊、小草，80%的面积都是森林和牧场。她不在乎永住资格，只在乎选择权。花花想过上一种无需向任何人解释的生活。

▲ 花花生活的地方。图 / 小红书用户@北海道小町生活|花花酱

参考资料：

[1]《人口跌了十几年，日本年轻人反而好找工作了？》，湃客工坊

[2]《労働力調査（基本集計）2025年（令和７年）平均結果の要約》

[3]《正規と非正規の雇用、40年の推移を図解で解説》

[4]《令和７年外国人雇用実態調査の概況》

[5]《職業別にみた有効求人倍率、平均求人賃金》

[6]《令和６年度 労働者派遣事業報告書の集計結果（速報）》

[7]《令和７年度個別労働紛争解決制度の施行状況》

[8]《令和6年3月大学等卒業者の就職状況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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