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字的人 · 朱世英案 · 之五——15个证人，为什么一个都不出庭？

签字的人 · 朱世英案 · 之五

15个证人，为什么一个都不出庭？

庭之空：那些没有走进法庭的人

本文仅依据公开旁听材料、辩护意见与现行法律、已生效公开判例整理，所涉案件事实均非司法机关认定结论，案件尚未宣判，不作有罪无罪预断，一切以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为准。

前情提要：上一篇讲的是责任怎么分——一间会议室里人人上会、人人表决、人人留痕，出了事，追责却只落在最后签字的那一个身上。那一篇留下的问题是：凭什么认定是她一个人拍的板？答案藏在证人的嘴里。这一篇，就来看看这些证人。

01 十五个人，没有一个走进法庭

据旁听材料，朱世英案一审两次开庭：2026 年 9 月 28 日、10 月 16 日，第二次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半。

法庭上该到的人都到了：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旁听席。唯独一类人始终没有出现——证人。

据辩护意见，本案共有十五名证人，全部是同班子成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就是当年和朱世英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参与过那些业务决策的人。十五份书面证言在法庭上被逐一宣读；十五个作证的人，一个都没有站到证人席上。

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罪的，是那些不在场的人的书面回忆；而唯一在场的被告人，没有机会当面问他们一句“你当时是这么说的吗”。

需要提前说清楚：证人不出庭，本身不等于案件有问题。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长期偏低，这是公开的司法现实，不是这一个案子的特殊现象。但也正因为它是普遍现象，它才值得被认真问一次——法律明明规定了出庭义务，为什么到了具体案件里，这条义务就落不了地？

02 法律其实给了三把钥匙

很多人以为证人出庭是“可以”，法律写的是“应当”。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　　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这一条里有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有人对证言有异议。
本案辩护人对十五份证言全部提出异议——异议不仅存在，而且是全案的核心争点。

第二，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这些证言要证明的，恰恰是“决策是不是她一个人定的”这个定罪的关键环节。证言成立，“滥用”二字就有了着落；证言不成立，指控的行为基础就塌了。

第三，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
三个条件里，只有这一个是法院的裁量权——也是唯一的开关。

第一百八十八条接着规定：

第一百八十八条　　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也就是说，法律不是没有牙齿。对拒不出庭的证人，法院可以强制到庭、可以训诫、可以拘留。这套手段在实践中用得极少——少到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第一百九十条还有一句：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当庭宣读。所以书面证言上法庭，本身有法律依据。但请注意这条的语境：宣读，是为了让控辩双方当庭发表意见、进行质证，而不是替代质证。

03 出庭是义务，不是选项

把这三条连起来看，逻辑很清楚：证人出庭是法定义务，不是证人的自愿行为，也不是法院可以随意省略的环节。

那么，一个案子里的十五名证人全都不到庭，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法院认为没有必要。这是第 187 条留给法院的裁量空间。但问题在于：当异议存在、证言又直接指向定罪核心，认定“没有必要”的理由是什么？据旁听材料，辩方多次申请证人出庭，庭审中并未见到对这一申请的说理。

第二种，通知了，人没来，也没有强制。第 188 条的强制手段在那里摆着，但没有启动。法律赋予法院的权力被闲置了——不是因为不能，而是因为没有用。

第三种，根本没有通知。那么问题就回到第一种：为什么连通知都不发。

三种可能，责任主体不同，结果却相同：最了解事实的人，没有出现在唯一能让他们当面说清的地方。

这里要避免一种误读：不是说证人不出庭，案子就必然错。书面证言也是证据，法律允许它进入法庭。真正的问题是——当一份证言的形成过程无人检验，当它的作出者与案件结局存在利害关系，法庭凭什么相信它？

04 书面证言的三个问号

一份证人笔录，从形成到进入法庭，中间隔着好几道没人问过的问题。

问号一：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本案的会议纪要，形成于 2019 年至 2023 年业务进行的过程中，白纸黑字，谁提议、谁附议、谁表决，都有记录。而这些证人的笔录，形成于 2025 年之后——亏损暴露、追责启动之后。一个是事前记录，一个是事后回忆。两者不一致时，哪一种更接近当时的真实意思？这不是一个需要高深法理的问题。

问号二：它是怎么问出来的？

笔录不是证人自己写的作文，是问答的记录。问什么、怎么问、有没有预设、有没有提示、有没有反复追问同一个方向，这些都决定了最后落在纸上的那几句话。而当这份笔录无法在法庭上被当面核对——不能问“你当时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别人提示的”——它的形成过程就成了一只黑箱。

问号三：作证的人，站在什么位置？

这是本案最要紧的一点。据旁听材料，这十五名证人，全部是当年共同参与决策的班子成员和部门负责人。这笔业务如果被认定为犯罪，会上举手的人都有份；如果被认定为“主持人一个人独断”，其他人的责任就消失了。证言的走向，直接关系到证人自己的处境。

人可以在完全不撒谎的情况下，把记忆整理成对自己最安全的样子——这不是道德问题，是位置问题。

法律上把这叫利害关系证言，它的证明力天然要打折扣，更不能凌驾于形成在前的原始书证之上。而位置，本来是可以靠当庭对质来校准的。十五个人都不出现，这个校准的机会就一起消失了。

05 一个没有证人的法庭，能查明什么

法庭查明事实的基本方式是：证人到庭、控辩双方分别发问、法官观察、当庭对质。这套程序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对付记忆的偏差和立场的偏向。

如果证人都不来，庭审就退化成一场对书面材料的确认：公诉人宣读，辩护人发表意见，法官记录。所有的交锋都发生在纸面之间，而那些纸，是别人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房间里写下的。

2016 年，两高三部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核心要求是四句话：证据质证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

四个“在法庭”，前提是——人和证据都要在法庭上。

所以这一篇要问的，不是“法院为什么不通知证人到庭”这么简单。真正的问题是：当十五个最了解情况的人集体缺席，判决书最后那一句“经审理查明”，究竟是怎么查明的？

这个问题，判决书会给答案。而在答案到来之前，每个读过的人，大概都会想起自己单位那些开过的会、签过的字，以及那些将来可人席上的同事。

下回预告：之六《还在岗追债的人，怎么进了看守所？》——一个没有被留置、还在岗位上追债的人，是怎么一步步走进羁押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这道程序，为什么少有人用？

参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2016 年，两高三部）；公开旁听材料与一审辩护意见（2026 年 9 月 28 日、10 月 16 日两次庭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诉讼证据审查判断的相关规定。

免责声明：文中涉及案件事实的部分，均来自公开旁听材料与辩护意见，非司法机关认定；对法律条文的解读为一般性说明，不构成对本案的法律意见。案件尚未宣判，一切以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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