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乾隆六年，户部报上来一个数字：全国“大小男妇”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九名口。
乾隆大概没太当回事。可这个数字往后一路往上蹿：乾隆五十九年，三亿一千三百多万；道光十四年，四亿零一百万。从清初账面上的七千万左右，到鸦片战争前后的四亿，一百多年翻了好几倍。
后人喜欢把这事说得特别简单：清朝人口多，因为番薯和玉米传进来了，老百姓有饭吃，就可劲儿生。
这话不能说全错，但只说对了一小半。番薯玉米是救荒的，不是主粮；真正把人口推上四亿的，是一整套制度、土地和统计口径共同作用的结果。
先说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四亿这个数字，本身就有“账面暴涨”的成分。
清初收税按“丁”算，丁不是家里一口人，而是成年男丁。妇女、孩子、老人，很多根本不上户籍。康熙五十一年，皇帝下了一道有名的上谕：“嗣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实数奏闻。”这就是“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了雍正年间，又推行“摊丁入亩”，把丁银摊进田赋里，人头税慢慢淡出。
这一改，效果很直接：老百姓没必要再藏人丁了。地方官报人口，也不再只报能收税的那部分。乾隆六年，统计口径改成“大小男妇”，连妇女儿童一起算，数字自然猛地往上一跳。
所以，四亿里面有一部分是“原来没上账的人，现在上账了”。但要说全是统计魔术，也不对。因为乾隆年间米价确实在涨，人均耕地确实在减少，洪亮吉已经在《治平篇》里发愁：“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人口压力是实打实的。
那实打实的增长从哪儿来？
头一条，是长期不打大仗。
明末清初那几十年，四川、江南、华北都打烂了。张献忠入川、清军南下、三藩之乱，人口损失惨重。康熙中期以后，除了西北用兵、西南改土归流，内地大体安定了上百年。没有大规模战乱，老百姓才敢生孩子，孩子也才养得活。康雍乾三朝被后人叫“盛世”，不是没有道理——对普通农户来说，太平年月就是最大的福利。
第二条，是土地开垦和移民。
清朝疆域大，能垦的地方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劝垦，招民开荒，给种子、免赋税。山东人往关外走，福建广东人往台湾和南洋走，江西湖南人往四川走。最有名的就是“湖广填四川”。四川在明末清初人口锐减，康熙年间开始招民入川，到乾隆后期，四川人口已经恢复并超过千万。山区的开发也厉害：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秦岭老林，原先没人住，乾隆年间大批流民进去开坡地、种杂粮。
第三条，是农业本身在增产。
别只盯着番薯。清朝粮食增产的大头，还是水稻、小麦、粟米这些老作物。江南稻麦两熟，广东福建搞双季稻，北方推广麦豆复种，一亩地一年收两茬，产量就上去了。水利也在修：治黄河、修海塘、挖渠灌田。乾隆年间推广井灌，北方一些旱地也能多种一季。再加上施肥、选种、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量比前代有提高。
番薯和玉米当然有功劳，但它们的角色更像“山地拓荒队”和“灾年救命粮”。番薯明万历年间从吕宋传入福建，玉米明中后期传入，可真正在山区铺开是清朝的事。番薯亩产高、耐瘠薄，但不好保存，吃多了烧心，很多地方还是把它当辅助。玉米也一样，川陕鄂山区的棚民靠它活命，可平原主粮还是稻麦。
第四条，是税制让人口“显形”也让人口增长。
“摊丁入亩”以后，无地少地的农民负担轻了些，不必再因为怕加税而瞒报人口。同时，清朝的户籍和保甲制度越编越细，地方官要报“大小男妇”，人口数字自然越来越全。何炳棣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里就提醒过：清代人口统计的前后口径不一样，不能拿顺治年的“丁”直接和道光年的“口”比。但去掉统计水分，实际增长仍然惊人。
最后还得说一句：四亿不是一天涨到的。
乾隆六年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五十九年三亿一千多万，道光十四年四亿。中间有起伏，有灾荒，有白莲教起义，有太平天国前的社会紧张。人口一多，人均耕地就少，米价就贵，流民就多。清朝把传统农业社会的潜力用到了极限，也把它的毛病暴露到了极限。
所以，清朝人口大爆炸，不是单一原因。太平年月给了时间，垦荒移民给了空间，复种水利给了产量，番薯玉米给了山地一条活路，摊丁入亩和统计口径把隐藏的人口拉上了账本。几股绳拧在一起，才把七千万拉到了四亿。
番薯玉米是好东西，但把四亿人的饭碗全归给它们，实在是小看了清朝农民、地方官和那套税制户籍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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