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丛苍：文物古迹“出圈”之余，更要让厚重的文明被读懂｜文化观察

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当三星堆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成为数字传播中的热门符号，古蜀文明如何才能不止于几个令人惊叹的文物？那些藏在器物背后的历史交流、日常生活与考古研究，又该如何被更多人看见？

10月31日，2026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在成都举行。论坛期间，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丛苍。围绕古蜀文化圈的历史互动、数字时代的遗产传播以及“活态传承”的内涵，赵丛苍提出，古蜀文明并非一个孤立的文化单元，而是区域交流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遗产传播，也应当从真实的历史关系出发，避免将复杂的文化内涵简化为单一符号。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丛苍。

在赵丛苍看来，考古学与数字传播并非对立关系。关键在于，传播不能以牺牲学术性为代价，而应通过更灵活的媒体表达，让公众理解考古发现背后的研究逻辑。“我们今天身处一个典型的数字传播、全民围观的时代。考古不再是深埋田野、与世隔绝的冷门学科，地下的遗址、出土的器物、沉睡的文明，正在短视频、直播、数字文博的助力下，实现前所未有的‘破圈传播’。”赵丛苍告诉封面新闻记者，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个核心矛盾：流量能让遗产被看见，却未必能让文明被读懂，引导民众建立完整文明观。

古蜀文明不是孤岛，传播不能只剩一个符号

“古蜀文化圈它是一个互动的文化圈。”采访中，赵丛苍首先强调了古蜀文明的开放性。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公众对古蜀文明的认识，容易围绕三星堆等具有鲜明视觉特征的文物展开。但随着考古发现不断丰富，人们对古蜀文明的理解也逐渐发生变化。

“蜀人是开放的，对外有比较多的交流。”赵丛苍解释道，古蜀在巴蜀文化圈中具有主导性，尤其是商周时期发展水平突出。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封闭、孤立的文化单元。大量考古发现证明，古蜀人与长江中游、汉水流域、西北以及西南地区都有广泛交流。

这种开放性，恰恰是古蜀文明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文化内涵。对于数字时代的遗产传播而言，如何呈现古蜀文明与其他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单纯展示一件文物更有意义。

数字技术让考古成果突破空间限制，也带来了新的传播挑战。赵丛苍坦言，数字化传播本身具有简单化的倾向。如果把握不好，确实可能将复杂的历史互动网络简化为单一符号。“如果我们媒体人数字化，把考古的发现、历史的研究、文化的现象能够真实地，而且通过媒体的手段灵动地反映出去，在忠于史实本身的基础上，再加上媒体灵活的宣传手段，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避免的。”赵丛苍说。

三维扫描、数字复原、线上展厅和沉浸式直播，让过去藏在考古报告中的文明证据变得可视化、具象化。遗址不再只是专业研究的对象，也能够成为公众理解历史的入口。但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让公众从“看热闹”走向“看门道”。

器物不是简单的网络素材，遗址也不只是猎奇景观。每一片陶片、每一处地层、每一组遗存，都与年代判定、文化分期以及文明演进的研究逻辑有关。在赵丛苍看来，媒体应当忠于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通过灵活的表达方式呈现文化遗产的真实内涵。传播可以生动，但不能脱离史实；可以通俗，却不能将复杂的历史关系压缩成几个容易传播的标签。

大传统容易破圈，小传统更需要被看见

文化遗产传播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具有鲜明符号和较高文化辨识度的内容，往往更容易获得公众关注，而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内容，却不一定能够顺利进入传播视野。

赵丛苍曾区分过“大传统”（宗教祭祀、高端礼制）和“小传统”（日用陶器等百姓文化）的概念，并指出跨区域交流中“大传统”容易传播而“小传统”难以改变。当前数字技术热衷复原祭祀坑、青铜神树这类“大传统”奇观，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遗存往往传播声量微弱。对此，赵丛苍认为，这种传播差异在数字时代依然可能存在。

“大传统”往往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公众更容易从中识别文化价值，也更容易形成主动接受和传播的意愿。与此同时，“小传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更加紧密，却不一定具备同样鲜明的传播符号。赵丛苍指出，公众在接触文化内容时，往往会根据自身兴趣进行选择。对于感兴趣的内容，会主动接受，并在理解过程中进行筛选和改造；对于暂时不感兴趣的内容，则可能产生抵触。

这种传播差异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公众缺乏文化兴趣，而是意味着文化传播需要更加关注受众的接受规律。赵丛苍认为，媒体应当主动运用传播手段，深入挖掘古蜀人创造的文化遗产内涵，将其中与公众生活、历史经验相关的内容生动呈现出来。“如果只呈现文物本身的外观，公众获得的可能只是对某个文化符号的印象；如果进一步展示文物所处的历史环境、相关考古发现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公众便有机会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对于“小传统”而言，这种传播方式也能够提供新的空间。文化遗产传播的目标，不应只是让公众记住几个标志性符号，还应当帮助他们逐渐认识文化遗产的丰富性。

考古传播不能只展示成品，更要让公众看见证据

考古工作强调实地调查、精细记录和证据积累，研究结论往往需要经过长期的分析与论证。而数字传播更加注重内容节奏、视觉表达以及公众的情绪共鸣。两者在工作方式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只能停留在专业领域。

“把考古的知识、考古的收获传播给公众，这个一定是需要的。”赵丛苍告诉记者，传播过程中需要坚守两个原则。“首先，考古学的学术性不能打折扣。不能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某项考古发现，就消耗知识本身的价值，更不能为了追求流量而改变历史事实。其次，要尽可能运用媒体手段，将深奥的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容易接受的形式。”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丛苍圆桌论坛发言。

学术严谨是传播的底气，大众传播则是学术价值的延伸。考古学既不能退守书斋，也不能放任娱乐化消解专业。真正需要探索的，是如何让专业知识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走向公众。

对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活态传承”概念，赵丛苍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活态传承不仅仅是器物或遗址是否被持续使用、改造，更重要的是，遗产能够被不同时代的人不断重新认识和解释。赵丛苍认为，首先需要让公众了解考古工作的实证过程，而不是只展示最终形成的宣传品，让公众了解考古发现是如何形成的，能够帮助他们进一步理解研究背后的逻辑。

考古人员与媒体能够提供专业知识和传播经验，但公众也能够带来不同的需求与理解。通过适度参与，传播内容可以更加丰富，也更贴近现实生活。“地下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见证。数字时代的传播，不应只是让遗址和器物成为网络热点，更应让公众理解其背后的历史关系、考古证据与文明脉络。”在赵丛苍看来，如果公众参与其中，能够让遗产传播的内涵更加丰富，使其变得“更为灵动、更为接地气”。

让沉睡遗产被看见，让厚重文明被读懂。如何在严谨治学与大众传播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既是考古学走向公众的时代课题，也是文化遗产实现当代传承的重要路径。赵丛苍直言：“未来的考古学，既要坐得住冷板凳，守得住学术本心；也要站得出大舞台，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