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米勒直言：超级英雄电影太多，漫画差点丢了魂

“我真希望如此。”被问到漫画改编电影是否终于降温时，弗兰克·米勒（Frank Miller）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这位创作过《300》《罪恶之城》《蝙蝠侠：黑暗骑士归来》的漫画编剧兼电影编剧，本周回到卢卡漫画与游戏展（Lucca Comics and Games），在活动上谈起了政治、艺术，以及他为何对今年漫画电影变少感到松了一口气。

米勒此行还有一个节点：恰逢《蝙蝠侠：黑暗骑士归来》问世40周年。他同时在活动上介绍了纪录片《弗兰克·米勒——美国天才》（Frank Miller – American Genius），该片由西伦·托马斯（Silenn Thomas）执导，讲述他对流行文化的影响。

在米勒看来，漫画改编影视的管道确实该收一收了。他的判断很直接：这股风潮已经失控到让漫画开始失去自身的许多身份认同。他表示自己一直激烈主张，漫画应当重新确立自己的目的，重新确立自己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身份。

被追问是否认为太多漫画作者把目标放在了影视合约上，米勒的回答是“毫无疑问”。他承认，在史上最强大的媒介里工作，带来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名声、尊重和荣耀，这种吸引力无法否认。但他也把这份诱惑形容为“一杯太烈的酒”——在这个过程中，漫画真的面临失去灵魂的危险。

而当话题收窄到超级英雄电影时，米勒的说法更干脆：“全都是这个。”他把部分原因归于技术的追赶：漫画曾经能做到而别人做不到的，是那些夸张的视觉奇观；但1970年代“你会相信一个人能飞”的宣传语已经埋下伏笔，那一次超人的飞行被拍得令人信服，而如今，几乎任何能想象出来的东西都能被做出来。

不过米勒并不只是批评者。他的《罪恶之城》《300》都从电影中汲取过灵感，却未必与超级英雄有关。他把自己全部的创作概括为对“英雄”的不断定义与再定义：有时把英雄弄得尽可能丑陋，比如《罪恶之城》里的马弗（Marv）；有时则折磨英雄，比如《罪恶之城：黄皮恶棍》故事里的哈蒂根（Hartigan）。在他看来，一旦放下“英雄是社会的声音”这个念头，对英雄的探索就变成对人心的审视，而这种探索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米勒也谈到自己创造的那些极端世界，以及现实是否已经难以被夸张。他常说自己再写一部《玛莎·华盛顿》（Martha Washington）会很难，因为第一部已经发生过了；他当年对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戏仿，如今就住在白宫里。但他认为总有别处可去——今天你要戏仿的，是这个国家变成的样子，是世界变成的样子，那是迷人的黑暗素材。

在他眼中，灵感并不短缺。这是一个“超载”的时代：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两次巨大重组，尤其是二战，那是一个巨大的、具有凝聚力的事件，也是美国霸权的开端；而现在，人们站在美国霸权的另一端。米勒说，美国变得很像罗马——铺得太远、太富、太强，以至于失去了中心；它不再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那个国家，不再是自由之地、勇者之家，而变成了一个相当臃肿的东西，偏偏这时人们比以往更频繁地挥舞旗帜。

看到MAGA标语时，米勒会追问：说“再次”，是不是等于承认现在并不伟大？他认为其中充满矛盾，但这是全球性的处境。旧秩序正如鲍勃·迪伦（Bob Dylan）所唱的那样迅速老去，放眼望去，到处是正在崩塌的帝国。他提到挣扎中的旧苏联，提到它正在溶解成什么，提到一个小而勇敢的国家正让它跪倒。他还说中国变成了一个偏执的集中营。米勒总结，矩阵正在改变，这让人想起那句老话：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我们正生活在有趣的时代，不是吗？”

纪录片里还有一个细节让观众好奇：米勒工作时似乎不听音乐。他解释，自己要么伴着街上的声音工作，要么开着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听国际新闻。这对他有帮助，尤其是在画画时：它让大脑的一个区域暂时退出，让语言那一侧被占住，让更自由、更放松、更偏视觉的一侧接管。因为绘画的大部分工作，是插画中临床而果断的部分——他先在描图纸上把它解决掉，真正落笔时则希望尽可能放松，不去有意识地想太多，让更多东西自然流露。画一个愤怒的人，笔触就是愤怒地击打面部，节奏更像爵士乐；而构思故事或写对白时，那是语言的工作，他要把注意力更多放在那一侧。

至于下一步，米勒透露正在与意大利艺术家米洛·马纳拉（Milo Manara）合作。马纳拉以情色且常常幽默的漫画作品闻名，他曾在台上问米勒，愿不愿意为他写一个《罪恶之城》的故事。米勒说，马纳拉是他唯一能想象一起做这件事的画家，因为过去所有《罪恶之城》都是他自己画的，而这一次他会破例。他还在台上打趣地回应过：可以，但马纳拉得先学会怎么画女人。此外，米勒在卢卡期间还宣布，将再次与日本艺术家桃桃子（Peach Momoko）合作，两人此前曾为漫威合作过《蜘蛛女王的眼泪》（Tears of the Spider Qu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