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3年冬，四川通江一带，红四方面军正在扩充部队。川东游击军与红军会合后，番号被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出任军长。这个番号的出现，不只是部队数量的增加，也意味着一支地方武装正式融入了红军主力。
红四方面军的编制有一个特殊之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曾经以军团为主要作战单位，红四方面军却长期以军作为基本骨干。名称不同，实际规模并不悬殊，有些军的兵力和战斗力，完全可以同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相提并论。
到1933年前后，红四方面军拥有多个主力军，其中不少部队下辖三个师。第4军、第9军、第30军、第31军，后来都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和长征途中承担过重要任务。第33军虽然成立时间相对较晚，却同样是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维舟并非临时走上军事岗位的人。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后来又赴苏联学习。1924年以后，他受党组织派遣进入四川开展工作，长期面对地方军阀、团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逐步积累了组织群众、宣传动员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
四川地形复杂，交通闭塞，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要在这样的地方建立革命力量，光有口号远远不够，还要能把分散的群众组织起来，把有限的武器保存下来。王维舟在川东一带开展工作，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基础，并推动了万源固军坝一带的武装斗争。
这支队伍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有地方群众的支持，也有早期革命者长期经营的痕迹。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境后，王维舟所部与主力红军会合，随后整编为第33军。军部之下设有第97师、第98师、第99师，蒋群麟、冉南轩、王波等人分别担任师级职务。
当时的红军，番号变化很快，部队也常常在战斗中补充、整编。一个军能否站稳脚跟，不只看纸面上的人数，更要看能不能打仗、能不能补充兵员、能不能在根据地扎下根。第33军能够列入红四方面军序列，正说明王维舟及其部队已经获得了较高程度的认可。
有一次，部属曾问王维舟：“我们并入主力后，今后的任务是什么？”王维舟的回答很实际：“先把部队带好，把根据地守住。”这类话虽然朴素，却符合当时川陕苏区的处境。部队能不能保存，群众能不能留下，往往比一时的声势更重要。
红四方面军后来经历了反“六路围攻”等一系列战事，部队在艰苦环境中不断锤炼。第4军军长王宏坤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第31军军长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第30军军长程世才被授予中将军衔。红军时期担任重要军政职务、后来又进入人民解放军系统的将领，许多人在1955年获得了相应军衔。
王维舟的情况却不同。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时期，他虽然有丰富的革命经历，但后来主要从事地方工作，并没有一直作为人民解放军现役将领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参与四川地区的政权建设、经济恢复和地方治理，工作重心已经从军事指挥转向地方建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授衔对象主要是当时在军队系统任职的人员，评定依据包括现职、资历、战功以及对军队建设的贡献，并不是只要曾经当过红军军长，就必然能够获得军衔。王维舟此时已离开部队，转入地方工作，因此没有参加这次军衔授予。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王维舟没有军衔，不是因为第33军不重要，也不是因为他个人贡献不足，更不是因为他在红军时期的职务没有分量，而是因为授衔时的身份和工作岗位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红军时期的武装创建者，到地方政权建设者，王维舟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许多军事将领的道路。他曾经创建和率领部队，也曾担任红四方面军第33军军长，但在军衔制度建立之时，他已不属于人民解放军现役序列。所谓“唯一没有军衔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军长”，说的正是这位王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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