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之前聊过信仰这件事。信仰在在人的内心深处。人这一辈子，心里总得有一份笃定、愿意坚守的东西。
这段时间追剧《伟大的长征》，再沉下心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才慢慢读懂：信仰的分量，远比口号厚重得多。信仰从来不是靠高声喊出来的。常有朋友感慨，当年伟人在被边缘化、不被理解的时候，依旧具有宏大的格局，尽力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
格局的根基，来自信仰。没有笃定的信仰，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大格局。但反过来，有信仰，未必就一定拥有格局，人与人之间，差别很大。
格局不是靠刻意练习就能练出来的；而一个人的信仰，是真心信奉，还是表面应付，在大事面前一试便知。
身处逆境，被排挤、被质疑的时候，他没有消沉气馁，也没有搁置自己经过实践检验的判断，而是耐心地把符合实际的主张传递给身边同志。
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那是红军生死悬于一线的关头。守住正确的方向，革命才有一线生机；倘若明明看清了路线的偏差，却选择沉默附和，就是对红军、对革命不负责任。
只是，符合实情的判断与策略，未必一开始就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于是就一遍一遍沟通、解释、做团结工作。这份选择，是对组织负责、对红军将士负责；往深处看，是信仰在背后撑着这份定力。
不是所有人，都能长出大格局。
成长经历、认知底色、心性修为，都会框定一个人的格局边界。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里面有一处细节很耐琢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 的总结，通篇多讲客观困难，没有直面自身在路线指挥上的问题。从这里，能看见他当时的局限，也能看出，以他彼时的资历与阅历，还扛不起一场重大失败带来的责任。但我们不能就此全盘否定他，在后来的工作里，博古逐步成熟，也做出了值得后人敬重的贡献，他的信仰也很坚定。
既能守住纯粹坚定的信仰，又拥有开阔格局的人，本就是少数，危难之时，会成为队伍里的定盘星。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伟人一步步成为核心、定盘星，这个过程里，始终有人一时难以理解、并不服气。
很多人容易简单理解：只要信仰坚定，格局自然就有。它是前因，但不等于必然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会疑惑的点：遵义会议之后，为什么没有立刻形成稳固的核心？
彼时转变的条件已经出现，但他从来没有把“成为核心” 当成目标。在那个节点，头等大事只有一件：活下去，打破敌人的围剿，夺回战略主动权，保住革命的火种，这才是重中之重。
有人会说，是当时环境太苦，没人愿意站出来挑大梁。这个看法，并不准确。
客观来看，当时内部依然存在不同意见。如果仓促确立核心，反对的声音、不同的看法会形成掣肘，反而拖累军事行动，贻误战机。
伟人站在整个大局的角度，选择顺势而为。这不是推卸责任，恰恰是一切为了革命向前。
真正能赢得广泛认同、水到渠成走到核心位置，靠的从来不是头衔，而是实践的检验。四渡赤水之后，一次次险中取胜，用战果回应了所有质疑；往后漫长的长征路上，一场又一场实践反复印证路线的正确。等到大家发自内心认可，核心地位的确立，才是顺理成章。
信仰扎得稳，人才能看得更远、想得更深，格局慢慢就打开了。
这不是神话，也不是偶然撞上好运。伟人成为核心，是每一次生死关口的抉择、一场场硬仗的结果反复证明了方向的正确性，是实践筛选出来的。
同样也说明，不是留过洋、理论条文背得滚瓜烂熟，只要嘴上说着信仰，就一定有格局。
王明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理论功底深厚，可格局狭小，也决定了最终结局。再多理论外衣，也掩盖不了他背离初心的选择。
对比之下，博古留在史册上的，是值得客观看待的身影。
北大出身的张恺荫，学识底子不差，却是既无坚定的信仰、也无大局格局之人。他一门心思急于抢位置、当领头人，心思不在革命大局上。他的错误决策，让红军蒙受重大损失，还搞分裂、耍权谋，这样的人，不可能赢得将士的信服，更不可能成为带领队伍前行的核心。
他心里没有信仰托底，满是权力执念，最后走向背叛，结局早已注定。
组织当初其实给过张恺荫多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可一个根基里没有信仰、眼里只有一己得失的人，再好的机会，也抓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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