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问故乡》的那个下午,我坐在窗前发了很久的呆。窗外是寻常的城市街景,脑子里却全是渭北的土炕、台北的药行、香港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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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小说能把人拽进三个截然不同的时空,这不是常有的事。
我试图理清这种感受的来源。是故事本身吗?郑家两代人被海峡隔开,各自挣扎、各自老去,这样的故事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并不少见。
是人物吗?郑根的固执、郑红木的隐忍、郑新林和三森的漂泊,每一种性格都有其典型性。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那股挥之不去的后劲。
后来我明白了,问题出在叙事方式上。
李春光没有选择老老实实地从头讲到尾,而是把时间打碎、把空间并置,让不同时空里的人在同一页纸上相遇。
这种写法初看让人眼花缭乱,但一旦适应了它的节奏,就会感受到一种奇妙的共振——原来分离不是线性的,它是同时发生在两岸三地的、持续半个世纪的阵痛。
下面这篇文章,就是我试图理解这种共振的笔记。
一、问题的起点:这部小说为何让人“无从下手”
第一次读完《问故乡》,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好像什么都读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抓住。
它不像《白鹿原》那样有一条清晰的家族主线,也不像《秦腔》那样贴着黄土地高亢激昂。
它的叙事像一台多镜头摄像机,一会儿对准双阳的土炕,一会儿切到台北的药行,一会儿又跳到香港的街头。人物轮番上场,各自说一段话,然后又退入幕后。
这种阅读体验让我困惑,也让我兴奋。困惑的是,它似乎有意拒绝那种“一口气读完”的快感;兴奋的是,当我把碎片拼合起来,一幅远比线性叙事更为立体的历史图景浮现出来。
于是我开始追问:这部小说到底用了什么样的叙事方法?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还有多大的生命力?
二、结构即伦理:当“零件”有了体温
李春光在《问故乡》中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方法:他把两岸三地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事件——台湾戒严、大陆改革开放、香港回归——拆解成一个个独立的“零件”,然后按照情感的逻辑而非时间的顺序重新组装。
这不是传统的倒叙或插叙,而是一种彻底的时空重组。比如,小说中有一段写郑红木在双阳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下一段突然跳到二林在台北街头呼救。
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相差二十年,在地理上相隔两千公里,但在小说中它们被并置在同一页纸上。
这种并置不是为了炫技,而是要告诉读者:当一个人在这里平静地办公时,他的亲人正在那里经历生死。分离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刻骨铭心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结构即伦理”。这种叙事结构本身就在表达一种态度:政治可以划界,但叙事不承认任何界线。当叙事结构不断跨越海峡、穿越时间,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分离是人为的,而血脉的联结是天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春光对这些“零件”的处理有自己的温度。他拆解历史事件,不是为了制作冷冰冰的拼图游戏,而是为了让不同时空里的人能够“同时”出现在读者面前。
写台湾戒严,他不写政策条文,而写郑根在深夜偷偷诵读《望大陆》;写大陆饥荒,他不写统计数据,而写芸芸把最后一碗粥留给儿子。每一个被拆解的片段,都带着人物的体温。
小说写了郑根、郑红木、郑新林和三森两代人。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家族的离散史;深一层看,这是三种不同的“故乡观”。
父亲郑根。他是一个传统农民的儿子,但他做了一个不传统的选择——他没有死守在土地上,而是带着乡音出走。他在台北开的药行叫“关陇药行”,药材全部来自渭北,药名“天行健神丹”取自《周易》。
三、两代人,五种“故乡”的打开方式
小说写了郑根、秋月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子——郑红木、郑新林、郑永森(三森)——两代人。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家族的离散史;深一层看,显示出了几种不同的“故乡观”。
父亲郑根。他是一个传统农民的儿子,但他做了一个不传统的选择——他没有留在土地上死守,而是带着土地出走。
他在台北开的药行叫“关陇药行”,药材全部来自渭北,药名“天行健神丹”取自《周易》。
他不是离开了故乡,而是把故乡装进药柜带到了海峡对岸。对于郑根来说,故乡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它在一味药、一句话、一碗面里。
母亲秋月。她出生于陇南武都一个教师之家,与来武都开办药栈的郑根联姻,在大陆生下红木和二林。后来她随丈夫带着二林去了台北,又在台北养育了三森。
她的一生被海峡切成两半,但她用一个女人的坚韧把两端连了起来——她把大陆的血脉带到了宝岛,让它在那里扎下了根。
她没有郑根那样的药行,也没有儿子们那样的闯荡,她的“故乡”装在心里——装在给儿子纳的鞋底里,装在夜深人静时哼唱的秦腔里。
她是这个家族里最沉默的人,也是最放不下的人。
长子郑红木。他留在了大陆,从一个基层干部一步步干起。他不是那种“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他会犯错、会犹豫、会妥协,但他的底线是不昧良心。
郑红木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对故乡的理解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伦理意义上的——故乡是他必须对得起的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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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面临官场的诱惑与压力时,支撑他的不是宏大的理想,而是父亲临别时那句“做人要对得起祖宗”。
次子郑新林,小儿子郑永森(三森)。他们出生在台湾和香港,从未真正踏上过渭北的土地。但奇怪的是,他们却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感受到“故乡”的存在。
郑新林从台北的街名——“长安”“贵阳”“长沙”——辨认出自己的来路;他在异乡的夜里反复梦见一片他从没见过的麦田。
对于他们来说,故乡不是记忆,而是一种先天的渴望,一种无法被任何地理坐标满足的乡愁。
这两代五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郑根把故乡带走了,秋月把故乡缝进了心里,郑红木把故乡守住了,郑新林和郑永森则在寻找故乡的路上完成了对故乡的重建。
他们各自的命运,恰好对应了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处理“故乡”这一命题的几种方式:携带着出走、珍藏着思念、守护着留守、追寻着归来。
四、语言与细节:那些藏得住也藏不住的功夫
《问故乡》的语言有一种独特的质地,它不张扬,但经得起细看。
先说方言的运用。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大量使用关中方言——“碎天神”“乱弹琴”“娃要尿”——这些词乍一看有点土,但它们不是装饰,而是人物的身份证。
一张嘴,就知道他是渭北人,知道他的根在哪。李春光没有刻意解释这些方言的意思,他信任读者能从语气和语境中领会。
这种自信,来自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熟悉。
再说细节的功力。小说里有一处写秋月给儿子纳鞋底,针脚密密麻麻,她一边纳一边念叨:“多纳几针,结实,能走远路。”
这句话看起来很平常无奇,但放在整部小说的语境里,就有了弦外之音。
儿子后来果然走了远路——去了海峡那边,再也没有回来。那双鞋底上的每一针,都成了慈母心中的牵挂。
这样的细节在书中不少,它们不抢眼,但像书签夹在纸页里,翻过去很久了还会想起来。
还有一处值得一提:小说中几乎没有大段的景物描写。
写到渭北,他不说“黄土高原苍茫辽阔”;写到台北,他也不说“夜市繁华喧嚣”。所有的环境信息,都通过人物的动作和对话间接呈现。
比如写二林初到台北,是通过他闻到的气味来表现的——“药行里飘着当归和黄芪的味道,和他小时候在爷爷嘴里尝到的一样。”
这样描写,既交代了环境,又勾连了记忆,比铺陈一大段风景描写高明得多。
这种写法是克制的。李春光显然明白其中的门道:好的细节自己会说话,不需要作者在旁边大声解释。
五、站在2026年回望:这部小说过时了吗?
《问故乡》首版于2022年,距今已有五年。五年时间,足够让很多作品被遗忘。但它没有被遗忘,这说明什么?
说明它触及了一个至今仍未愈合的伤口。五年前,两岸关系虽然已经降温,但民间往来尚属正常。五年后,局势更加复杂,交流更加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读《问故乡》,会发现它当初的“用力过猛”如今变得恰如其分。
它写的不是一时的政治风波,而是一个更长时段里的结构性困境——人被历史分割,又被血脉牵引。
只要这个困境还在,这部小说就不会过时,而且作为反映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它的艺术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更加显现。
当然,它的叙事方法在今天看来并非没有争议。结构现实主义的“多视角跳跃”在2022年还算新鲜,但经过这些年各种实验性文学的洗礼,读者的口味已经变得更加挑剔。
有人会觉得它“绕”,有人会觉得它“累”。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小说某些章节的对话嵌套确实过于繁复,偶尔会让人迷失在叙事的迷宫里。
但换个角度看,这种“绕”也许正是它的诚意所在。它不愿意把一个复杂的故事讲简单了,不愿意把撕裂的历史缝合成光滑的布匹。
它宁可让读者费点力气,也要保持历史的粗糙感和疼痛感。在短视频和信息碎片充斥的今天,这种“不讨好读者”的姿态,反而显得珍贵。
六、这部小说教会我们的事
回到最初的问题:《问故乡》为什么要用一种这么复杂的叙事方法?直接讲一个家族的故事不好吗?
答案是:因为“故乡”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事物,简单的叙事装不下它。
对于郑根来说,故乡是回不去的地方;对于秋月来说,故乡是藏在心底的东西;对于郑红木来说,故乡是必须守住的地方;对于郑新林和三森而言,故乡是从未见过却魂牵梦萦的地方。
这几种“故乡”不可能被同一种叙事容纳,所以李春光选择了结构现实主义——他用多维度的叙事,对应了多维度的乡愁。
《问故乡》最根本的贡献,不在于它写了什么,而在于它证明了:故乡不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点,而是一个必须不断叙述的过程。
当郑根在台北的药行里配制“天行健神丹”,当二林在香港的街头听到一声秦腔,当郑红木在双阳的办公室里突然想起父亲——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叙述”故乡。
而李春光所做的,不过是将这些分散的叙述编织成一个更大的叙事。
这部小说适合慢慢读。不必强求一次性理清所有线索,跟着感觉,你就会发现:那些看似混乱的章节,最终都会在某个时刻汇合;那些看似无关的人物,最终都会被同一根血脉连接。
读到最后一页,当你终于看清整个故事的轮廓时,你会明白:李春光用四十多万字,只为了说一句话——
故乡不在任何一张地图上,它在每一次讲述之中。
作者:司马君
2026年10月31日写于西安
《问故乡》作品简介: 《问故乡》是陕西作家李春光创作的长篇小说,由线装书局出版。作品视野宏阔,以郑家几代人郑根、郑红木、郑新林、郑永森的命运沉浮为主线,故事横跨大陆、香港、台湾三地,铺展 1949 年至 2000 年近半个世纪的时代画卷。
小说把家族悲欢融入大历史之中,写骨肉分离、隔海相望的思念,写辗转漂泊、寻根问祖的执着,在个人命运与家国大势的交织里,叩问何为故乡、根在何处。书中既有普通人在岁月洪流里的挣扎与坚守,也饱含血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怀。
作家以沉稳细腻的叙事,还原一段沧桑往事,在聚散离合之间抒发深沉的故土之思。作品突破地域局限,以文学方式书写两岸同胞割不断的亲缘,兼具历史厚重感与动人的情感力量,是一部饱含家国情怀的家族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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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春光
作家简介:李春光,1950年生。永寿县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陕西省作协理事、咸阳市文联副主席、咸阳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秦都》文学主编,现为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历史人物研究会理事、咸阳市作协名誉主席、西部报告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陕西省书画院咸阳分院名誉院长、陕西省书画研究院咸阳分院顾问等。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黑森林 红森林》《情使》《吉星高照》《问故乡》,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评论等300余万字。散文诗《拥抱你,香港》获2002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相约香港·中国当代文学贡献奖” 。报告文学《中国步长》获第四届中国世纪大采风作品金奖(合作)。长篇小说《情使》获1996年咸阳市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报告文学《青鸟》获陕西省首届柳青创业文学奖优秀作品奖。诗歌《仰望你,故乡的大树》获第五届“中华情·全国散文诗歌大赛”金奖。2023年1月纪实文学《张洁和周明的咸阳之行》获“首届世界华文奖”。2023年3月长篇小说《问故乡》获中盈出版百佳作品。曾入编《中国作家大辞典》《世界华人艺术家名录》等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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