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视率近乎归零，没什么人看的县城电视台，为什么还没消失？

现在回县城老家随便问一圈,十个人里有九个说不出本地电视台最近播了啥。年轻人抱着手机刷短视频,中老年人守着卫视频道看剧看综艺,县城台的信号天天正常传输,真实收视数据却很惨淡。电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早前一提起电视台,那是多“牛”的一个单位,而且这个时间并不久远。如今回想一下,家里多久没开电视了,是否还需要摆一个电视,很多时候电视已经可有可无了。

而且电视也不是以前的那种有线电视了。现在都是IPTV,通过网络来跑电视节目。

这也就是早期追求的“三网合一”,即电信网、互联网和有线电视网合在一起。现在已经完全合在一起了,包括语音电话走的是IP,看的新闻节目走的也是IP。

普通县城电视台的收视情况,远没有网传的“归零”这么夸张,但整体低迷是行业共识。多地公开调研数据显示,县级电视新闻的主力观众平均年龄在52岁左右,45岁以上群体占比超过六成五,年轻用户流失率逐年攀升。

电视台要变成媒体了。电视台的内容可以在网络上发布,不一定通过电视载体去看。

网络时代、技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洗牌:人们看的往往不是电视,而是手机。比如看奥运赛事、足球赛事,都是拿着手机看,用的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应用,可能是抖音、B站等买了版权的平台,里面可能还有中央电视台的频道直播。

电视台在抖音上,相当于一个官方的在线媒体。平台的力量更大了。

县域移动互联网普及率涨得很快,县城和农村用户每天刷短视频的时长超过两个小时,注意力早已从客厅大屏转到了掌心小屏。早前一说起电视台,那是多“牛”的单位。

十年前,在央视二套财经频道做股市开盘前的直播,影响力非常大,但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看呢?股市的很多信息,根本不是通过电视来看。

以前炒股,央视二套肯定是开着的,现在基本都拿着手机看。多数普通县级台的日常内容,就是十几分钟的本地新闻加循环重播的老剧,既没有拿得出手的自制品牌栏目,也缺少做内容创新的经费,自然留不住观众。

也有例外,比如义乌的方言民生新闻栏目,靠极强的本土化内容把月均收视份额做到了四成以上,但这样的案例屈指可数。另外一个差别是,家里的大电视曾经让人为了抢遥控器而闹矛盾。

开始是因为电视很贵,电视台很少,没有选台的矛盾;后来电视台多了,选台的矛盾大了起来;想多买几个电视,后来贵的不是电视,而是房子,没有那么多房间。再到后来会发现,家里不买电视也挺好,每个人拿着手机各看各的。

家里电视的作用,原来是把电视放在客厅,是一家人在一起很重要的社交时间。现在每人拿着手机,这种社交没有了,电视即使放到各个房间里,也挺占地方。

现在去看房子,开发商为了让房子显得大,样板间基本没有放电视的地方,也不做电视墙。少了电视墙,房间的功能设计就有了许多其他新花样。

大家拿着手机看电视,手机看起来很私密,看什么旁边的亲人都不知道;如果凑过来看,还会觉得不自在,因为用手机看什么是一种隐私。而看电视不是隐私,大家都能看见。

所以电视的用途已经不一样了,这是技术迭代和生活方式发生的巨大改变。既然收视这么低,为什么县城台还不关?

收视数据低不代表没有社会价值,就像村里的大喇叭,平时没人特意去听,但真到了要通知急事的时候,它是覆盖最广、最可靠的渠道。县城台的核心受众,本来就是对本地信息有刚需的群体。

县城电视台能保留到现在,最核心的原因是它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基层宣传与治理功能。我国广播电视实行“四级办”格局,县级台是传播体系里最贴近群众的末端节点,也是基层党委政府传递政策、沟通民意的固定官方渠道。

从2018年中央部署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开始,政策方向就不是撤销县级台,而是整合本地媒体资源,让功能更全面、传播效率更高。应急场景下的兜底作用,是短视频和商业平台替代不了的。

遇到防汛、防火、突发公共事件时,县级电视信号配合村村通广播系统,能第一时间把预警信息传到每个村落,网络信号不好的偏远山区也能收到准确通知。

社保调整、医保报销、本地招生、村镇通知这些细碎信息,省级和中央媒体不会逐条播报,商业平台也不会精准推送给每个县域用户,只有县级台会盯着本地的事,把政策讲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很多乡镇和村里的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查信息,看电视仍是获取本地通知最主要的方式。还有另一种改变。

以前发生政变时,要占领电视台;现在发生政变时,即使没有电视台可占领,也不能把网络掐断,情况完全不同。比如乌克兰,俄罗斯想控制局面时掐不断网络、掐不断通信,是不行的;土耳其政变时,埃尔多安在自媒体上发布信息,对方也控制不住。

国家政局方面的情形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网络平台已经取代了当时电视台、广电总局的很多作用,对政权的作用也转移到了平台上。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平台该有什么样的立场,平台是否由国家控制。

美国肯定主张用不着,因为网络是他们的。但对中国来讲,好多事要重新想想。

在新的技术变化下,过去想到国有的,多是电视台之类;但网络平台现在想国有,可能也国有不了了。那么怎么办,怎样防止外来的各种渗透,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一系列问题。

正因如此,县级台这些年没有守着旧电视混日子。全国的县级电视台基本都完成了融媒体中心挂牌转型,原先的采编团队同时运营视频号、抖音号和本地公众号,把本地新闻、便民信息搬到移动端,很多县的融媒体账号在本地的关注度,比电视收视率高得多。

内容生产的逻辑也在跟着受众变:突发事随时发,便民信息拆成短平快的小视频,方言播报、街头采访、本地探店等形式都用上了。浙江不少县级台的本地新闻靠视频号实现二次传播,触达了许多早就不看电视的年轻人。

按照广电行业的改革方向,市县级广电媒体要走区域化、特色化的路子,深耕本地内容,从单纯的新闻播出平台,变成新闻加政务加服务的综合信息枢纽。电视只是其中一个服务终端。

转型的难处也明摆着:人才缺口、经费紧张、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经济发达的县市能靠本地产业资源把融媒体做活,经济弱一些的地方只能靠财政托底维持基本运转,区域差距会越拉越大。

网络时代带来的巨大变化,已经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县城电视台未来不会彻底消失,但不会再是纯电视的单一形态。

刷到的本地官方通知、看到的民生帮忙视频、村里大喇叭里的预警广播,背后大多仍是原来县级台的队伍在运作。它只是从客厅的电视屏幕,走到了手机屏幕和乡村广播里,继续做着基层信息传递这件不起眼却必不可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