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南极科考站数量比较：美国有6座，日本有4座，中国令人意外

美国在南极有6座科考站，日本有4座，那么中国有几座？这个数字背后，又有怎样一段从零起步的建站历程？

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南极，为何吸引众多国家争相建站？科考队员常年驻守在那里，究竟在研究些什么？

不久前，我国在南极建成了第五个科学考察站：秦岭站。该站建筑面积5244平方米，最多可容纳80名考察队员。它的落成，意味着我国在南极的科考布局又补上了重要一环，也让这片遥远大陆上的中国身影更加清晰。

回顾我国的南极建站历程：1985年，第一个站点长城站建成；1989年，中山站投入使用；2009年和2014年，昆仑站和泰山站先后完工。秦岭站加入后，我国各南极考察站合计可容纳280人开展夏季考察。从一座到五座，前后用了将近四十年。

放眼国际，俄罗斯在南极有8个科考站，距离南极较近的阿根廷建了7个，美国有6个，日本有4个。目前南极仍在使用的科考站大约有80多个。其中阿根廷起步最早，1904年就在南极地区建立了气象观测站，开启了人类在南极设站的先河。

美国的站点则各有侧重。阿蒙森-斯科特站位于南极点，重点开展南极大气层研究；建于1968年的帕尔默站位于南极半岛的安维尔岛，那里气候相对温和，是研究海洋生态和气候变化的理想地点。可见各国建站，选址与科研方向往往紧密相连。

不过，在不少人心目中，南极就是环境严酷的冰天雪地，再加上一大群企鹅，景象单调，去打卡纪念尚可，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值得研究。既然如此，这么多国家为什么还要不远万里跑去南极？科考队员在那里究竟做些什么？

先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建立科考站是各国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一步。南极冰雪总量约2700万立方千米，储存了全世界可用淡水的72%。冰雪之外，南极还蕴藏着约5000亿吨煤炭、1000亿桶石油和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宝地。

然而南极不属于任何国家，在地图上以特殊的灰白色标示。这一共识源于《南极条约》，目前已有54个国家签署。条约不仅冻结了各国对南极的主权要求，还规定要和平利用南极、保护南极环境，具体措施则由成员国定期开会商定。

关键在于，只有在南极建立了考察站的国家，才会被视为实际参与南极开发的国家，拥有参与协商和决策的权利；没有建站的国家则属于观察国，开会时只能旁听。换句话说，一座科考站，就是一张进入南极事务核心圈的“入场券”。

1983年的南极条约会议上，中国就经历过尴尬的一幕：每当会议进入实质性决策阶段，主办方便以保密为由，请中国代表离场，其他观察国代表也一样。这让许多科学家感到屈辱。在他们共同推动下，国家迅速调集人力物力奔赴南极。

队员们在恶劣环境中每天工作17个小时，仅用45天就建成了长城站，顺利赶上了下一次南极条约会议，我国由此获得了参与决策的资格。但据首批赴南极的科学家回忆，当时一切都是从零起步：不知道怎样前往南极，不知道怎样在南极生活，甚至不清楚要考察些什么。

由于严重缺乏远洋破冰船，长城站选址在南极洲边缘的乔治王岛，并未深入内陆，因为那里相对温暖，夏季海面不封冻。仔细看长城站的照片会发现，它和平常的楼房很不一样，显得相当简陋，像工地上的集装箱房，这其实是应对南极气候的无奈之举。

南极极端气温可达零下60摄氏度，建筑常用的混凝土渗入水汽后会结冰膨胀，进而碎裂。这里还常年狂风呼啸，风速常常超过每小时100千米，甚至能达到飓风级别，南极也因此被称为“白色荒漠”和“风库”。在这样的地方盖房子，难度远超想象。

更麻烦的是，南极有长达十几个星期的极夜，冬季又狂风不断，根本无法施工。所以只能在国内预制好大部分组件，运到南极后抓紧时间拼装成房。早年的状况基本就是凑合着来，后来条件改善，国内院校和企业集中攻关，才研发出真正适应南极环境的装备。

2019年，我国首艘国产极地破冰船“雪龙2”号正式投入使用，船头船尾都能破冰，足以应对南极厚厚的冰层。长城站之后的新站建设也改用了更先进的钢结构房屋，骨架采用耐低温的特殊钢材，外面包裹厚厚的保温层，更坚固，内部也更暖和。

难点还不止于此。钢材在低温下会收缩，而国内工厂是在常温下生产的，只能提前计算好变形量，再花大量精力提升工艺，让部件尺寸精确到毫米。由此可见，建站本身就是一项学习应对极端环境的课题，每一座站点背后都凝结着大量技术积累。

签署《南极条约》的54个国家中，目前只有28国经受住了考验，成功在南极落脚，其余国家开会时依然只能旁听。从这个角度回头看，中国从1983年被请出会场，到如今拥有五座科考站，跻身南极建站大国之列，这样的成绩确实令人意外，也来之不易。

既然建一座站都这么难，很多国家却建了好几座，有必要吗？简单来说，各个考察站对应着不同的科研领域，同时还起到“占地盘”的作用。长城站所在的乔治王岛生活着大量企鹅、贼鸥和海豹，因此这个站点主要负责极地动物与极地生态研究。

昆仑站所在的位置，被科学家称为全球最佳天文观测地点。这里寒冷干燥，晴多云少，海拔很高，又几乎没有人类活动的干扰，能把天文望远镜的性能发挥到极致。正如美国在南极点设站研究大气一样，站点的位置，往往决定了它能看到怎样的天空。

最新投入使用的秦岭站，主要是填补地域上的空白。它距离之前几个考察站都非常远，濒临罗斯海。罗斯海是地球上最后一块保存完整的海洋生态区域，几乎没有受过人类破坏和污染，有1万多种海洋物种在此栖息，是研究生命演化和环境变化的净土。

说完浪漫的科研课题，还得提一下现实的“占地盘”问题。虽然《南极条约》冻结了各国对南极的主权要求，但各国建站后，可以依据自己的活动范围划定大片保护区和管理区，后来者便无法再到这些区域建站。建得越早、布局越广，主动权也就越大。

当然，科学家有国籍，科学成果却常常能跨越国界、造福全人类。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臭氧层空洞。

1985年，3名英国科学家在南极考察时发现，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已变得异常稀薄，引起全世界警觉。此后全球逐步弃用氟利昂等化学品，臭氧层空洞正在慢慢恢复。

2018年，中国科考队首次在南极海水中检测到塑料微粒；此后，其他国家的队员又相继在降雪、地表水和冰层中发现了塑料微粒。这表明塑料污染的扩散速度远比人们想象的快，连南极都未能幸免，再次给世界敲响了警钟。

除了科研上的共同目标，各国科考队员私下里也相处融洽。南极人烟稀少，又缺乏娱乐，距离较近的考察站经常互相串门，偶尔还办联欢会、打篮球赛。

曾有中国队员在温室里种出新鲜蔬菜，引来大批外国队员“蹭饭”，因为他们平时只能吃口感和营养都差一些的冻干蔬菜。

南极还有一个传统节日叫仲冬节，过了这一天，白昼会逐渐变长，漫长极夜里的人们终于盼来了希望。因此各科考站都会隆重庆祝，轮流做东招待其他国家的队员。在这片冰封大陆上，不同国籍的人们借着节日，结下了难得的友谊。

但南极并非只有科研成果和欢声笑语。入夏后，许多冰盖会出现裂隙，稍不留神就会掉进去。

2005年，智利一支考察车队连人带车坠入40米深的冰缝，由于天气恶劣，救援耗时30多个小时，3名队员冻死在冰缝中。2014年，一名中国队员也掉进冰缝，幸好卡在突出的冰面上。

类似的事故还有不少。2011年，我国考察队的“雪鹰”号直升机在南极坠毁，原因被认为是极端环境导致的机械故障，所幸机组成员只受了轻伤；2019年科考期间，“雪龙”号破冰船在浓雾干扰下撞上冰山，好在受损并不严重。

每一次险情，都在提醒人们南极的凶险。

从阿根廷1904年的气象观测站，到如今80多个科考站遍布冰原；从中国代表被请出会场，到五座科考站相继落成，南极不断用狂风、严寒和冰缝展示着它的坏脾气。

但世上从不缺少勇敢者，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察站扎根冰雪，这片最后的未知大陆，终将逐步揭开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