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草原与畜牧业发展路径探讨

草原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特色畜牧业赖以发展的根基。草原生态系统兼具自然、经济、社会与文化多重属性，治理保护与牧业转型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文以问答形式，辨析草原治理中的认知误区，梳理草原畜牧业转型脉络，研判域外模式借鉴边界，探讨兼顾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可持续路径。

青海省默勒河畔高山牧场 陈建伟摄

草原问题的系统性与复杂性

一问：为什么说草原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不能采用简单单一的治理方式？

答：草原治理长期存在简单化误区，部分实践仅从牧业增产的单一维度看待草原，忽视其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复合系统的属性。从学科属性看，草原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涵盖生态学、土壤学、水文学、气象学、草学、畜牧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等多学科；草原植被演替、土壤保育、水资源调配、生物多样性维持属自然范畴，牧民生产方式、草场制度安排、产业组织形式、民生保障、民族文化传承属社会治理范畴。从治理主体看，草原管护涉及林草、农业、自然资源、水利、生态环境及基层政府等多个部门。因此，新时代草原治理须树立系统综合思维，坚持多学科综合研究、多部门协同决策，避免政策错位和生态风险。

二问：原生草原与人工草牧场是两类性质和功能基本不同的生态系统吗？

答：厘清原生草原与人工草牧场两个概念，是正确讨论的基础。原生草原是历经千万年自然演化形成、由本土草本植物、灌木和伴生生物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属“自养性”，依靠自然过程实现物质循环、能量转化、种子传播和群落更新，抗干扰和修复能力强；但在干旱半干旱草原，强度人为干扰如翻耕开垦会激活地下古沙，草层逆向演替为荒漠。人工草牧场实为农耕生产方式在草原的延伸，属人工生态系统，需清除植被、翻耕整地、选育播种，靠持续灌溉施肥和田间管理才能运转，物种单一、抗干扰能力弱、水土和能量消耗大，但经济效益大。

三问：回顾来时路，我国草原畜牧业经历了怎样的生态转型？

答：我国草原畜牧业经历了从单纯追求产量到认识草原承载制约，再走向生态优先下保护与利用协同的生态转型。草原承包经营制度落地后，草原畜牧业进入以增产为导向的传统发展阶段，核心目标是提升牛羊肉产出，忽视草原生态属性，超载过牧导致草原退化沙化，生态与畜牧业矛盾加剧。2000年前后北方沙尘暴频发，倒逼生态管控调整，国家确立“草畜平衡”“以草定畜”理念，推行禁牧、休牧、轮牧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使退化草原休养生息，但也出现压减牲畜、缺少饲草替代和产业配套、牧民增收渠道狭窄等矛盾。而今走向保护与利用统筹的现代牧业转型，拓展“天然草原保护修复+人工草牧场建设+舍饲圈养+科技赋能+利益联结”综合体系，用人工饲草支撑畜牧业，把放牧压力从天然草原转移出来。简言之，草原畜牧业的生态转型是认知的三次跨越：从草原就是放牧场，到草原是需要保护的生态屏障，再到草原是生态—生产—社会复合系统，可实现保护、产业和民生的多赢。

如何正确取舍发达国家草牧业建设的成功经验与模式

四问：听说西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工草牧场建设很成功，经验何在？

答：欧、美、澳、新经百年发展已形成成熟的现代草牧业体系，人工草牧场是其核心底座，优势集中在种质育种、集约化生产、产业体系和制度管理四方面。一是牧草种业与品种选育基础雄厚，培育出大量高产、抗逆、耐牧的禾本科、豆科优质品种，美国苜蓿产量高且蛋白稳定，澳大利亚选育耐旱抗逆草种适配降水波动大的环境。二是草场集约化、机械化水平高，土地集中连片，整地播种、灌溉施肥、刈割打捆、仓储加工全程机械化。三是从草种、加工、储运到繁育、屠宰、销售形成闭环产业链，草畜产品优质优价，市场交易成熟，能平衡区域饲草丰歉。四是制度与管理体系完备，建立常态化监测制度，动态评估产草量、土壤、载畜量，严格落实以草定畜；产权明晰，生态补贴与草场管护成效挂钩。当然，这些国家的优势建立在自身气候、土壤和土地资源条件之上，也有的因过度垦殖、超采地下水导致土地退化，如美国开垦草原引发的黑风暴事件；不能只看到产出效益而忽视环境代价。

五问：请将欧美澳新的草牧场与我国北方草原的自然条件进行比较评价。

答：从自然禀赋看，西欧和新西兰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年降水量700—1500毫米，水分稳定，适合多年生优质牧草全年生长。美国中部饲草主产区年降水600—900毫米，多为雨养或可灌溉区域。澳大利亚人工草场集中在降水500毫米以上的东部沿海和墨累河沿岸。而我国北方（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整体属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牧区年降水量仅200—300毫米，且大风、寒潮、沙尘暴和持续干旱频发。同时，欧美澳新牧区多发育深厚腐殖土，肥力优越，可支撑高强度、高载畜量集约放牧。我国北方草原土层浅薄，草皮之下普遍埋藏第四纪古风成沙，一旦翻耕开垦，无论种粮还是种草，都会摧毁原生植被、破坏土壤结构，存在古沙活化、逆向演替成荒漠的危险。

六问：欧美澳新草牧场有哪些先进的科技和成功的管理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答：欧美澳新的人工草牧场适配当地温暖多雨的气候和深厚肥沃的土壤，我国北方草原与之环境差异巨大，不宜简单照搬其大规模、高载畜量开发模式，特别是不能把作为生态屏障的原生草原改造成人工草牧场。但它们的精细化草场管理，饲草机械化生产与仓储保鲜技术，畜禽繁育与健康养殖技术，风险防控、生态补偿与政策激励机制，以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均值得借鉴。以牧草品种选育为例，欧美澳新长期开展豆科与禾本科乡土牧草选育，注重抗逆性、适口性和固氮能力，采用禾草+豆科混播，依靠豆科固氮、秸秆还田、合理轮作与休牧提高产量、改良土壤。借鉴此思路，我国应将主要力量放在筛选培育适合北方干旱半干旱环境的本土优良牧草上，科学配置混播方案，在农区、撂荒地和有灌溉条件的非原生草原地块建设高质量人工饲草基地。

我国畜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探讨

七问：往昔草原也有草畜平衡，而今为什么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新型草畜平衡？

答：传统草畜平衡以天然草原产草量核定载畜量，手段单一、空间封闭，靠减畜保草原，易造成保护与民生对立、治理反弹。新型草畜平衡则将核算范围由单一天然草场，拓展至包含人工饲草、秸秆饲料在内的全域饲草总量；空间格局由分户管控转为跨区域统筹调配；治理方式由行政减畜转为科技监测、舍饲补饲、政策激励和产业配套综合治理。简言之，传统平衡是被动减畜保草，新型平衡是增草、稳畜、富民、护生态的主动平衡。

八问：我国饲草饲料的缺口究竟有多大？

答：饲草饲料分商品干草和饲料粮两大类。干草（苜蓿、燕麦等）年进口100万—120万吨，主要供给大型奶牛场而非广大牧区，年支出外汇3亿—4.5亿美元。饲料粮以大豆为主，年进口约1亿吨，其他约2000万吨，支出外汇560亿—580亿美元。可见，补齐牧区饲草料巨大缺口，立足国内生产、减少对外依存度才是根本出路。

九问：我国冬春饲草料的短缺，能否通过牧民开垦自家承包的少量草场来解决？

答：让牧民开垦自家草场解决饲草料不足问题，实不可取。即便单户开垦面积不大，仅内蒙古就有20万户持有草场承包权的牧户，连片管控难度大，极易造成新垦地星罗棋布、原生草原破碎化。何况开垦原生草原属违法行为。可以旗县或盟为单位，在毗邻牧区的农区、灌区集中选址建设饲草料基地，统一生产、储存、分配和供应，形成完整产业链。

十问：在农业区建饲草料基地符合我国的耕地政策吗？

答：我国现行耕地用途管制政策并非禁止种植饲草饲料，而是实行分级用途管制：永久基本农田重点保障谷物生产，一般耕地可在保留复耕能力的前提下，统筹粮食、经济作物和饲草饲料三元种植。这也是欧美国家的三元种植模式，在同一农业系统内统筹粮经饲种养循环、土地轮作。我国可优先在农牧交错带、低产耕地、农闲田发展粮草轮作，构建农区供饲的跨区域种养体系，以农地饲草生产缓解天然草原饲草缺口。

十一问：农区家庭的小农模式是否适合牧区？当前牧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答：农村以家庭小块耕地为基础，而牧区生产对草场空间要求大得多，放牧和草料生产受气候、空间制约极强。单户牧民购置机械、建造棚圈、储备饲草成本高，抗灾抗风险能力弱，因而牧民自古有互助协作传统。草场承包后，牧民自发组成适度规模联户经营的家庭牧场，并转向统一饲草采购、机械作业、防疫和销售的合作社，再向发挥资本、技术和产业优势的农牧业企业转型。尽管农牧业企业仍在探索、尚不成熟，但也是大势所趋。

十二问：目前，“牧户+合作社+企业”的经营组织模式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规范使之健康成长？

答：“牧户+合作社+企业”模式，能够破解分散牧户资金不足、技术欠缺、市场对接能力弱的困境：合作社把牧民组织起来，企业提供加工、销售、品牌渠道，打通从牧场到市场的全链条，实现小牧户对接大市场，同时分担风险、拓宽增收渠道。但现实中问题不少：有的合作社“空壳化”，有名无实，牧民未真正参与。部分企业强势，牧户议价能力弱，收益得不到保障。还有的企业过度占用草原、扩大养殖、忽视草畜平衡，追求资本逐利最大化，给草原生态带来新压力。推动其健康发展须在制度上规范：一是抓实合作社规范化建设，清理空壳合作社，完善收益分配制度，使其真正代表牧民利益。二是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推行草场入股分红、订单保价收购，禁止掠夺式流转牧户草场。三是坚持牧民自愿原则，不强迫流转、合并。四是把生态责任纳入合作社协议。五是强化政府监管，特别是加强对企业的监管。

十三问：如何破解牧区人口持续减少、老龄化，牧业后继乏人的难题？

答：内蒙古乡村人口2010—2020年十年间减少316.44万人，牧业嘎查人口降幅大于农区乡村，青壮年大量外流，留在嘎查的以中老年为主，牧业经营主力年龄从2014年的45岁升至2020年的51岁。新疆、青海也出现“老人放牧”现象。这不仅是劳动力短缺，更是产业收益、公共服务、代际传承叠加形成的结构性矛盾。破解之道不是简单号召青年返乡放牧，而要重构生产方式与收益结构：用社会化服务减轻劳动负担，用产业链增值提高收入，用公共服务改善生活、解除后顾之忧，用专项政策培育本土新型牧民、构建稳定的代际传承机制。可借鉴的国外经验有六项：一是降低体力劳动强度的机械化生产与仓储技术（如新西兰智能项圈、无人机巡检）。二是社会化托管、代牧服务体系（如英国种草、防疫、配种、屠宰、运输的社会化服务）。三是青年牧业从业者专项财政金融扶持（如欧盟农业代际更新战略）。四是职业教育培训和“老带新”传承机制。五是草场流转配套生态约束。六是通过产业链延伸和生态产品价值提升提高综合收益。

草原的生态保护与草原文化传承

十四问：草原除了生态与经济价值，还有怎样的人文价值？对当代有何意义？

答：我国草原不仅承担生态与生产功能，更承载民族团结的大爱与家国情怀，是不可忽视的人文底色。20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经统筹安排，内蒙古牧民在自身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收养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3000余名孤儿；文化大革命期间，约30万知青奔赴内蒙古草原，其中约10万人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20万人在牧民家中插队落户，草原人民敞开蒙古包接纳帮扶了他们。当年的孤儿和知青返城后也始终感念牧民养育之恩，回访草原、帮扶牧区、助力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这两段历史彰显了草原民族善良宽厚、包容利他的草原文化，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共同体意识正是牧区联合生产之路的文化基础。草原现代化不仅是硬件完善，更包含文化传承与家国守护；草原不只是生产资料，也是承载记忆、情感与文化的精神家园。

十五问：世代草原民族积淀的生态智慧，对当今草原生态保护和牧区建设有积极作用吗？

答：世代生活在北方的草原民族，在长期适应干旱、多灾、脆弱的环境中积淀了契合自然规律的生态文化，对今天的草原保护和畜牧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一是顺应天时地利、休牧结合的游牧资源利用方式，与当今轮牧、休牧理念高度相通。二是敬畏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伦理，把山川、湖泊、草原、森林、野生动物视为生命共同体，不能无节制索取，为现代草原管护提供文化支撑。三是因地制宜、以草定畜、量力而行的生产节制智慧，直击当代草原过牧弊病。四是风险共担、守望相助的社群协作规则，为今天牧区合作社发展奠定基础。草原保护要重视传统生态智慧，生态治理要兼顾制度约束与文化认同，萃取草原文化的生态内核，结合现代科技与管理制度，构建新时代可持续的草原畜牧业。

十六问：完全禁牧为什么不是最优的草原生态保护？

答：禁牧是应对草原重度退化阶段的一项应急修复措施，但不加区分、一刀切的长期禁牧并非草原保护的解决方案。草原是草本植物、食草动物、土壤微生物共同耦合的生态系统。历史上，人类驯化放牧的牲畜逐步取代野生食草动物的生态位，成为草原系统的组成部分，今天的原生草原亦属放牧依赖型生态系统，适度放牧才能维持群落结构稳定。长期演化中，牲畜采食牧草、随粪便播撒草籽，既归还养分又推动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部分草原长期禁牧，食草动物采食、粪便养分归还等生态环节缺失，会出现优质牧草衰退、杂草灌木入侵，群落结构偏离原生状态，出现禁牧后的生态退化现象。草原自古依靠牧户协作形成管护体系，牧民是最贴近的守护者，完全禁牧等于把草原与守护者剥离。健康草原必须维持适度放牧，把放牧作为生态调控手段之一，最优解是分区管控、动态休牧轮牧、以草定畜的差异化管理，建立新型草畜平衡。

十七问：为什么必须健全草原考核体系和生态补偿机制？

答：现有考核偏重产草量、载畜量等经济指标，生态权重不足。构建科学完善的草原考核体系，应把原生草原保有率、群落完整性、土壤肥力、生物多样性、地下水位稳定性和沙化风险防控等作为刚性指标，对突破生态红线情形实行一票否决，防止草原治理产业化和农耕化。在生产层面核查载畜量合规性、饲草自给率及人工饲草基地建设情况。在社会层面纳入草场管护、合作社连片治理和牧民参与度。草场流转同步落实管护责任，严防掠夺式放牧。考核结果直接与政策扶持、资金分配挂钩。生态补偿机制要立足“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原则，优化现有补奖政策，弥补牧民休牧、减畜损失，奖励轮牧、草场管护、灾害防控有力的牧户与集体，并配套方案保障、技能培训、良种改良等扶持措施。以考核定标尺、以补偿稳民生，是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推动草原生态与畜牧业协同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

十八问：请将全部问答做个概括性的总结。

答：北方草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特色畜牧业生产基地，其环境严酷、生态脆弱、民族文化特殊，决定了草原治理和畜牧业发展既不能套用农区模式，也不能绝对禁牧或粗放弃养，更不能不顾条件仿效照搬欧美澳新，把原生草原改造成人工草牧场。新时代草原与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本土草原生态规律，尊重草原民族和当地的生态智慧，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构建科学分区管控的新型草畜平衡体系；通过优化禁牧、休牧、轮牧制度，完善差异化生态考核与补偿机制，合理依托农区粮经饲三元种植补足饲草缺口，减轻天然草原承载压力；同时完善“牧户+合作社+企业”现代经营体系，破解牧区老龄化、劳动力流失等问题，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与牧民增收。唯有将科学治理制度、现代畜牧技术与草原传统生态伦理深度融合，才能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生态可持续、产业可升级、民生可保障的中国特色草原畜牧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作者：沈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