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爆发万人抗议集会

文｜陆弃

11月3日，日本现行宪法公布80周年纪念日当天，东京国会议事堂正门及国会图书馆前举行了“主权者是我们！11·3宪法大行动”集会。主办方统计，约有1.4万人参加。集会以反对修宪、扩军和歧视为主题，批评高市早苗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扩大自卫队能力的政策方向。冲绳县前知事玉城丹尼等人到场发言，呼吁日本坚守战后和平宪法。这场集会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日本安全政策明显转向的背景下，战后确立的和平主义原则，究竟还能发挥多大约束作用？

1.4万人聚集在国会周边，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日本社会已经形成了反对高市政权的压倒性共识。但在宪法公布80周年这个特殊时间节点，这场集会仍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它说明，日本国内并非只有支持强化军备、推动修宪的声音，战后形成的和平主义传统依然拥有现实社会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者反对的并不只是某一项具体政策，而是对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担忧。

日本现行宪法制定于战后重建时期，其第九条对战争及战争力量作出限制，成为日本战后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演变，日本政府已经通过解释调整和立法安排，逐步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推动日本从以本土防卫为中心，转向具备更强远程打击和区域行动能力的军事力量。近年来，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推进导弹部署，强化与美国及其他盟友的军事合作，安全政策的变化越来越明显。

高市早苗政权推动修宪，正是在这一趋势上进一步向前迈进。对支持者而言，修改宪法是为了让法律制度适应所谓新的安全环境，明确自卫队的宪法地位，增强日本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但反对者担心，修宪一旦成为现实，改变的就不只是宪法文本中的几句话，而可能是日本战后军事政策的基本边界。自卫队被正式写入宪法之后，未来政府是否会以此为依据，继续扩大军事权限？日本是否会进一步摆脱战后形成的制度约束？这些问题并非毫无根据。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安全政策变化背后的逻辑转变。一个国家当然有权讨论自身防卫，也有必要根据现实安全环境调整政策，但防卫能力的增强与军事角色的扩张并不是同一回事。如果把周边局势紧张作为不断扩军的理由，又把扩军后的能力视为进一步介入地区事务的依据，就可能形成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安全焦虑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可能在军备竞逐中持续放大。

玉城丹尼在集会上谈及冲绳的处境，恰恰触及了日本安全政策中长期存在的矛盾。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时，当地民众曾期待能够真正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和平生活。然而，几十年过去，冲绳仍然承担着沉重的美军基地负担，美军人员相关事件也时常引发当地不满。对于冲绳民众来说，所谓国家安全并不是抽象的战略概念，而是每天都能感受到的现实问题：军事基地建在哪里，周边居民承担什么风险，地方社会是否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此次集会特别强调“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是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政策原则。日本曾经遭受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核武器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并非遥远的历史记忆。冲绳过去也曾部署大量美国核武器，因此当地社会对日本调整无核政策格外敏感。如果日本政府开始重新讨论放宽相关限制，甚至让核武器问题从禁忌议题变成可以实际操作的政策选项，势必进一步冲击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共识。

集会发言者还提出，应将日中共同声明等外交文件作为维护地区和平的依托。这一点具有现实意义。东亚安全问题不能只靠军事部署解决，更不能将相互威慑当成唯一的稳定机制。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历史问题、领土争议和安全分歧，但这些问题越复杂，越需要保持外交沟通，避免战略误判。倘若日本不断强化军事部署，同时压缩政治对话空间，周边国家必然会重新评估日本的战略意图，地区安全困境也会更加突出。

当然，1.4万人集会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的修宪路线就会立即受阻。日本修宪程序具有明确的制度门槛，需要国会两院分别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并通过国民投票。执政力量能否推动修宪，取决于国会席位、政党协调、社会舆论以及选民态度。街头抗议可以表达社会意见，却不能直接替代制度程序。接下来真正重要的，是反对修宪的民间力量能否持续组织起来，以及日本社会能否围绕国家安全、宪法原则和历史责任展开充分讨论。

日本并不是没有强化防卫的现实需求，但安全政策不能只有军事这一种答案。一个真正稳定的国家，不仅需要防卫能力，也需要政治克制、外交智慧和对历史教训的清醒认识。80年前，日本在战争废墟中公布新宪法，试图为国家发展划定一条不同于军国主义的道路。今天，1.4万人聚集在国会前，提醒日本社会不要轻易放弃这份历史遗产。

和平宪法并不能自动保证和平，但它至少是一道制度和政治上的警示线。跨过这道线之后，日本获得的究竟是更大的安全，还是更深的地区对立？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日本自身，也关乎整个东亚的未来。真正值得守护的，不应只是某种政治口号，而是让战争不再成为国家选择的那份历史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