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为什么天下这个观念只在中华文明中产生了？——《北纬三十度》热播观后感（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摄制的八集人文历史纪录片《北纬三十度》已在CCTV纪录频道播出。该片沿着北纬三十度这条埋藏着无数秘密的地理线，实地探访上百处考古遗址与文化遗存，以《农业的序章》《文字的力量》《艺术的凝视》《技术的阶梯》《交换的引力》《城邑的生长》《大国的选择》《自然的试炼》八个主题，讲述了人类早期文明在这条宜居带上萌芽、发展、存续的故事。 这部纪录片的难得之处，在于这是中国学者群体第一次尝试以中华文明的观察视角和理解方式，重新阐释人类文明早期的发生历史。这是远比“画面优美”“制作精良”更重要的。 片中的解说词和人物对话知识含量很大，学术水平很高，但受限于电视片的播出形式，重要内容也只是一带而过，没有留下深入讨论的时间。本文花费如此篇幅评论该片内容的初衷正在于此，权当一次观后学术讨论。全文约12000字，分四个部分刊出。 《北纬三十度》热播观后感（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之二）

三、文明与野蛮的划分

纪录片的第二集讲“文字的力量”，伊朗博物馆中的馆藏“陶筹”被认为是6400年前最早的一种文字“信封”。“每一个陶筹都代表一种实物，绵羊、黄金、油或种子之类。”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里在这一集里如是说。

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学系教授哈桑·法兹里·纳什里在研究“陶筹”《北纬三十度》纪录片视频截图

文字当然是定居社会伟大进程中的一个产物，农产品种类多了，数量多了，记账的需要催生出记录的方法，这正是文字的起源。

起源之后，文字自身会不断演进，不久之后，除了记账，文字又开始记录身份、官职、城市名录，这时它便不再只是记账的工具，而成了治理的工具，“到现在为止，发现的泥板，中间大概有90%是一般称之为所谓的管理文献......”。

再之后，“当人们开始大量地使用这样的共享符号系统来传播信息、来记录信息、来共享信息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教育就已经成为一个必需了。”纪录片的学术总顾问、上海财经大学全球文明研究院教授王献华在这一集里如是说。

定居社会通过记账懂得了经济，通过治理懂得了政治，通过教育懂得了文化，懂了这些之后，从他们的眼中再看城郭之外游居社会中的那些人，那些仍然除了猎杀动物、猎杀同类其他什么都不懂的人，一种“非我族类”的认知形成了，文明和野蛮的划分开始出现了。

在中国，这个划分叫做“华夷之辨”，无关种族何类，只关定居与否；正如钱穆所说：“西周......本是一个农、牧并存，华、夷杂处的古中国。从事游牧的，乃当时之所谓戎狄；有城郭建筑，从事耕稼的，当时谓之华夏”（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中国历史上的国防”）。而“夷”这个字，一个人背着一张弓，被“华”这个字，树上开满了花，拒之千里之外，直到十九世纪。

重新回顾这个划分的历史起点很重要。文明的标准从一开始一定是从定居城郭或村落内部向外部套用的，只有这一个方向，绝无可能是反过来的。在“对角线示意图”中，就是只有从下方三角形向上方三角形套用的，没有反方向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文明就等于有城郭、有文字、有教化，野蛮就等于无城郭、无文字、无教化，不容置疑。

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定居世界的人类对于全人类事务定义权和解释权的一种垄断。这种垄断权力应用于区分不同人群，就有了单方面有利于定居一方的好坏之分，应用于记录历史事件也就有了单方面有利于定居一方的对错之分。

这种情况，要等到游居社会经过与定居社会的频繁互动也逐渐掌握了文字，并有了教化之后，才开始有所改变。例如在古希腊时期，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充满偏见地将希腊世界之外的全部已知人类，包括波斯人、埃及人、斯基泰人、印度人、腓尼基人、色雷斯人等等，统统称之为“野蛮人”；尽管在古埃及、古苏美尔等第一代原生文明的鼎盛时期，希腊世界中人曾是地地道道的野蛮人。

他的这种文化权力滥用，也为一千五百年后西方社会崛起时，将所有非西方人贬为野蛮人的同样做法，埋下了伏笔。此是后话。

四、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从学会驯化野生动植物开始，到终于有了粮食和肉类的剩余跨入新阶段，这个进程不仅需要时间的积累，而且需要进程的连续不中断。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了，在当时世界各地不同定居社会各自发展进程的进度竞赛中，竞赛的冠军非中国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莫属。

“植物学家还原了良渚文化茅山时期水稻田的产量，认为大概亩产有140公斤。”“因为稳定的稻作农业使农产品大为丰富，它就足以养活其中一些人可以去从事非农的工作。”在纪录片第一集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王宁远如是说。

良渚文化大走廊

与西亚古文明的单一小麦起源不同，中华文明起源在与农业演化同步的过程中，始终是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的“双中心”。这种“双中心”模式不仅扩大了农业覆盖范围，还催生了不同的文化形态。

事实上，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由于中华大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中华文明早期定居社会的发展进程，在几个主要方面全部率先跨入了新阶段，包括：稳定的粮食剩余、“双中心”模式的南北两大区域、犹如“满天星斗”一样广泛分布的定居社会聚落。

“满天星斗”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创造的一个词，意思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华大地上发现的新石器时期原始社会聚落遗址，多到看起来就像是“满天星斗”一样，而且可以划分出好像星系一样的六大区系：

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 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 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 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 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近些年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文明经过了8000年前的“奠基期”和6000年前的“加速期”，“六大区系”的形成，标志着整体上进入到了距今5000-3800年第三阶段的“文明形成”时期，开始进入“多元一体”进程了。这是一个此起彼伏的一体化进程，伴随着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逐步形成了中原文明的引领地位，文明影响范围空前广阔。

后人在《尚书·禹贡》中描绘的“九州”基本涵盖了整个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表明在当时黄河中游势力集团引领的一体化进程中，已经形成了覆盖广大范围的天下观。学者们将二里头都城遗址视为一个“广域”内的王权中心，“除了中原主体的人群之外，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人，来共同建设这么一个政权。它是一个大都会的融合的特征。”二里头考古项目负责人赵海涛在纪录片第六集中如是说。

为什么天下这个观念只在中华文明中产生了？因为这个观念并非完全虚构。基辛格在介绍中国时写道：“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国。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引言”）。也就是说，与绝大多数国家的创建大不一样，任何一个先王或国父在中华大地上创建政权之前，这片土地就不是“无主之地”，早已存在着一个大约是“九州”范围的、一直连续发展的、多元一体的定居农耕文化区，也就是那个实然的“天下”。

汤因比的研究认为，人类文明第一代的原生文明只有东地中海的古埃及、古苏美尔、米诺斯，中南美洲的尤卡坦、安第斯，亚洲东端的中华这六个，相较于其他五大原生文明，中华文明是从文明起源之后，连续数千年一直存活到今天的唯一的原生文明。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正是这个先于任何国家、也大于任何国家而存在的天下。而在第一代原生文明先后灭亡之后，也正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中华文明，确保了人类文明中定居世界伟大进程的延续和发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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