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妻子怀着身孕开拖拉机，差点冲下悬崖，我在西藏执行运输任务

雪域高原车补虽微薄

难减家国情怀千钧担

袁廷掌

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我是驻珠穆朗玛峰故乡、后藏日喀则地区的高原汽车兵。

日喀则地区1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均海拔四千多米，行车常常要翻越五六千米的山垭口。川藏、青藏、新藏线我们都要跑，但主要是奔赴西藏腹地日喀则、山南等一带的边防部队、哨卡执行运输任务。

那时候每天出车补助只有一角钱，后来慢慢涨到两三角钱。就是这不起眼的一两三毛钱，紧紧牵着千里之外独自撑持全家的妻子。这钱里面，藏着高原汽车兵流血、牺牲、奉献、固边守疆的重大责任，也藏着我作为丈夫、儿子、父亲沉甸甸的担子。

当年生产队分口粮，先按工分占比分配一部分粮食，工分多分得就多，工分少分粮就少；余下的再按人头分，大人按十成，小孩子按四成核算口粮份额。家里人口多，孩子口粮份额低，日子过得格外紧巴。

生产队对军属也没有什么特殊优待，全队一视同仁，规定妇女每个月必须出工二十三天，完不成天数就要倒扣工分，直接影响口粮分配。我们虽然户口和父母在一起，但是分开开火过日子，妹妹跟着父母亲单独生活。

七十年代正值毛伟人提倡大办农业机械化，我们大队集资购置了一台“红五零”大型拖拉机，十分金贵。公社及大队农机站农机种类多，有打米磨面的柴油机，还有大小拖拉机。

我休第一次假，和妻子结婚后，因她在娘家公社农机站开大型拖拉机，户口迁移到我们大队后，就开始驾驶这台大型“红五零”拖拉机，农机作业由公社农机站统一调度，农忙时集中支农耕地。

秋季末棉花地板结坚硬，土里夹杂石块，犁铧一碰石头就容易翘头。一次耕地到地头，拖拉机突发飞车，油门失控减速不下来，径直朝着悬崖冲去。当时她怀着六七个月的身孕，危急关头急中生智，让拖拉机抵在土沟沟壁上停住，沟外就是悬崖。万幸拖拉机无损，她和腹中孩子都平安无事，算是死里逃生。怀着身孕还要干这样凶险的重活，其中艰辛常人难以体会，这件事我写过《驾驶铁牛“红五零”的高原军嫂》一文在老兵吧发表。

后来身孕越来越重，她才停下开拖拉机，辞职待产，生下老大，就再也没有开过这台“红五零”拖拉机了。

妻子辞职后，几年时间内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随后在家抚养两个年幼的儿子，操持小家庭。那时候内地当兵每月津贴才六块钱，进藏之后才按高原兵津贴十元起步，后来逐步涨到十一元、十二元、十四元、十九元等。我每个月要拿五块钱给父母亲做零用，钱看着不多，但在当年已经不算少；妻儿这边的生活开支，还要另外想办法维持。哥哥自家孩子多、负担也重，但遇上难处，他也常常搭把手帮忙。

家里离街上十四五里山路，孩子生病，得自己背起孩子翻山越岭，单边就要走六七里山路，下到沟里去找乡村医生看病。夜里山路难行，妻子一个女人扛不住，就请哥哥帮忙，两个人一起背着孩子求医，看完病回到家，天都亮了。去街上的时候，还要顺带称盐打油，置办过日子的必需品，来回一趟就要耽搁一天时间，因此常常凑不够规定的出工天数。她已经拼尽全力想完成任务，奈何家务事一桩接着一桩，难免有的月份完不成，受了不少的委屈。

当年军属家庭每年可享受一笔工分补助，一年也就是几百或一千多分工。但是这一千多分工里面，还要分出一半算在父母亲名下，用来抵扣老人分口粮的份额。除了这一笔工分补助之外，再没有别的照顾。就算有这笔补助，家里人口多、孩子口粮只算四成，我们家劳力弱、总工分少，年年依旧还是超支户，口粮钱年年挂账。

生产队的工分按等级评定，妇女每天最高7.4分，还不是天天都能拿到。只有农忙抢收抢种这种最重最苦的活儿，家里负担轻、手脚麻利的妇女，才评得到一天七分四厘。平日里日晒雨淋、脸朝黄土背朝天，像妻子这样拖儿带娃的，一天也就只能挣五六分工。十分工才算一个劳动日，活一点没少做，工分却上不去，折算下来收入微薄，她难免会在来信里吐露怨言。我在部队写信、或是休假回家，都只能安慰她：尽力就行了，实在完不成，也不要硬拼。

我们生产队分成好几个院子，田地散落在5座山头和一条大沟谷里，近的离院子几百米，远的斜着上山要走一两公里多路程。

收挖红苕的时候，分到山上的红苕地，红苕要自己挖、队里人过秤后，全靠她一个人担下山，弄到地窖储存。冬天红苕水分重，担子沉没人搭把手，再苦再累也只能自己扛，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往家挪。

特别是扯棉花杆、理红苕藤更是磨人。大家排成一行齐头并进向前打理。别人家没有奶娃娃拖累，一路往前赶，扯一段就歇下来休息。我妻子中途还要停下来给孩子喂奶，进度就落下了；等她喂完奶，别人已经歇够，又接着往前做，把她落在后面。别人有歇气的空档，她从头到尾都在追赶，根本没有休息的时机。

一起干活的妇女钟光秀打趣她说：“要是怀儿婆扯棉花杆，恐怕肚子里的娃儿都要扯落到地上了，棉杆都还扯不动啊！”当时妻子正怀着身孕(老二)，听到这话心里发酸，可农活不会等人，还是咬着牙一根一根慢慢扯。棉花杆扎在硬土里，根扎得深，硬得像小树，就算是男人扯都费劲，一根要用力转着圈摇拉扯好几回，有的要几分钟才能拔出来。父亲年纪大了，只能把孩子背到田边埂上，她就在地头喂完奶，赶紧追上去干活。

还有收柴禾这类繁重体力活，全靠她自己挑担。队里乡亲看见她硬撑起担子，腰杆绷得笔直，还开玩笑说她怀着身孕。旁人一句玩笑话背后，是军嫂常年忍辱负重熬出来的辛劳，人情冷暖，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懂得的。

粮食收完，分到地里的柴禾，是家里烧火做饭、煮猪食的燃料，也要从各个山头的地里自己担回来。白天农活排得满满当当，常常只能天黑之后才去担。四川山里小路陡窄，就把马灯挂在扁担上，借着一点摇晃的微光，摸黑挑柴禾往家走。山高路险，一个女人独行，现在想起来都揪心。

记得有一次，公社及大队干部到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动员大家抢种抢收。同院外号叫“有癞子”的单身汉当场站起来提意见：他说卿先明（丈夫教书、无子女，多年后抱养一个孩子），还有我妻子唐XX，两个人经常完不成出工天数，应该要处罚。公社施书记和大队书记先后跟社员解释：大家不要拿这两户人家对比，他们两家都有人在外面挣钱拿回家过日子，而你们呢？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并不是这两位妇女偷懒。卿先明身体长期有病，我家属要带孩子，还要背着娃娃翻山越岭找乡村医生看病，家里负担太重，实在难以凑够出工天数。这件事，也让我更加体谅妻子独自在家的艰难。

生产队每年年终都要结算工分口粮款，也就是大家说的超支找补。单身汉没有家庭负担，劳力强、工分多，年终一般都能进钱；像我们这样家庭，劳力弱、吃饭的人多，分粮对应的口粮款高，工分价值抵不上，年年都是超支户，欠下的口粮钱一直挂在账上。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外出打工的人很少，还不允许随便外出，政府也称外出找工作的人为“盲流”，会被各级政府组织的人员在车站、码头、城里等地拦截劝返回乡务农。

有一天生产队召集社员开会商议集资安电，所有材料费、施工费国家一分钱不补贴，全部由农户自筹。当时每个大队都设有信用社代理人，老百姓俗称“包包银行”，专门办理小额贷款。交钱当天，包包银行跟着大队、小队的收款人一起来，手头拿不出钱的农户，当场就在他那里贷款，贷出来的钱不经农户的手，直接交给收款人，农户只拿到一张贷款单据，往后找到钱慢慢还本付息。

那会儿通电很简陋，栽上细水泥电杆，把电线拉到院子里，只装好灯头，灯泡自己买来装上就行(后来国家大规模改造农电网)。刚通电那十来年电压极低，还经常停电，白天工厂用电多，打米打粉机都带不转，大家常常提前把粮食担到加工房，等到半夜城里用电少了，才能加工粮食。我们家连同父母亲名下的欠款，前后交了几百元。当年这笔钱，压得人心里沉甸甸的，现在回想起来，更能体会那些年家里的艰难。

我清楚家里的难处，父母亲这边固定每个月要给5元钱，妻儿这边也要维持生计，两头都要兼顾。我在部队不抽烟，节假日只要有运输任务，都积极主动争取。那时候出车补助从一角涨到两三角钱一天，我心里盘算：我出车一天挣的补助，比妻子在家挣好几天工分还要划算。于公，是完成边防运输任务，守护高原边防稳定的生命线；于私，一点点积攒补助，补贴家里生计。

雪域高原日喀则地区，平均海拔四千多米，道路艰险气侯环境恶劣，单车边防运输任务，路途遥远艰难。可一想到千里之外，妻子怀着身孕扯棉杆、爬陡坡独自担红苕、天黑挂着马灯挑柴禾，背起娃娃翻山越岭去求医，还要扶老携幼艰难挣工分，年年超支挂账，我就心甘情愿主动争取节假日的出车任务，见老兵吧《与狼共舞在国庆》等文章。这一两毛钱，不是贪财，是家庭重担压在肩上，是军人的责任，也是丈夫、儿子、父亲的担当。

妻子至今常念叨起那次驾驶“红五零”险情都后怕不已。要是当时出事，我新婚一月后便返部奔赴雪域高原西藏，归来就再也见不到她们了。

万幸化险为夷母子平安，如今我们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还有儿子、媳妇、孙子，一大家九口人，其乐融融。我常年在高原历经艰险流过血、负过伤、患过病，先后在部队及地方做过多次手术，一家人总算和睦平安走到今天。

当年像我这样的汽车兵也是多的，全国老百姓日子都困难。除了五保户、单身汉没有家庭负担，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入不敷出。一代高原汽车兵，凭着血肉之躯，在雪域高原撑起西藏天路上的条条边防运输生命线。这一两三角钱的出车补助，虽然数目微小，但是日积月累，全部用于补贴家用。它一头连着祖国边防军人的使命，一头连着家乡妻儿老小的期望。这就是我们那一代高原汽车兵，刻在岁月骨子里的赤诚初心、流血、牺牲、奉献青春的付出与坚守！

（注：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袁廷掌：1972年11月入伍，先后在西藏军区后勤部第二独立汽车营当兵，任二连、教练队教练。1981年汽车独立二营撤编，又调汽车16团教导营三连任教练。1983年底转业回地方后，在公安局开警车等工作，2008年退休至今。

作者：袁廷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