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得州连丢两场，堪萨斯破94年纪录！美国中期选举蓝潮有多猛？

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逐渐明朗，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取得明显优势，并在多个传统共和党优势州实现突破。这场可能形成的“蓝潮”，也被视为对特朗普政府执政表现的一次“不信任投票”。 此次选举为何出现明显的政治风向变化？生活成本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如何影响选民选择？民主党的胜利又将如何影响美国未来的内外政策？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在最新一期《逸语道破》中对此进行了分析。

沈逸：

今天我们来聊聊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我现在人在乌镇，明天这里将举行世界互联网大会，我会主持国际规则分论坛。现在是北京时间11月4日下午4点50分左右，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应该已经比较明显了。

大概情况是这样：在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民主党已经确定获得52席，另外还有两名独立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这样一来，民主党控制的席位将达到54席。

共和党已经确定获得44席，还有2席尚未确定。到目前为止，民主党在参议院净增加了7个席位，共和党净减少了7个席位。

众议院方面，在435个席位中，民主党已经拿到225席，共和党获得137席，还有73席尚未确定。民主党净增加25席，已经超过218席的多数门槛，共和党则净减少25席。

州长选举方面，在全美50个州长职位当中，民主党已经确定获得26席，共和党获得20席，还有4席尚未确定。民主党增加了4席，共和党减少了4席。

除了数量上的变化，此次选举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传统“红州”被民主党突破。最典型的包括得克萨斯州、堪萨斯州、南卡罗来纳州，艾奥瓦州和俄亥俄州也出现了重要的政治翻转。这里所谓的“翻转”，指的是参议院或者州长席位转归民主党。

2026年11月3日，得克萨斯州奥斯汀，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詹姆斯·塔拉里科获胜后，支持者庆祝。路透社

其中，最大的冲击来自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同时拿下了参议院和州长选举。堪萨斯州也实现了参议院选举的突破，这是民主党自1932年以来首次赢得该州的联邦参议员选举。而得克萨斯州上一次选出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还是在1988年。

所以，现在总体来看，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已经不仅仅是一次一般意义上的中期选举，可以被视为对特朗普政府执政表现的一次集中“不信任投票”。

选举之前，就有人预测，如果民主党要赢，就必须把美国社会中对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的全国性不满情绪，转化为各州地方选举中的具体政治表达。现在看来，这种转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所谓的“Blue Wave”，也就是民主党的“蓝潮”，基本上有可能成型。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构成了这种不满情绪，使得美国民众选择通过投票表达对现任政府的不信任？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就是生活成本。

路透社援引多家美国媒体开展的出口民调指出，将近90%的选民把生活成本列为影响自己投票的关键或者重要因素。这其实很正常。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指标、资本市场表现以及产业投资规模，最终都需要经过工资、房租、食品、医疗和能源账单的检验。

即使通货膨胀的增速正在放缓，但如果物价水平没有实质性下降，居民感受到的仍然是实际购买力受到挤压，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当民众实际感受到的经济状况，与共和党或者民主党所描述的宏观经济态势长期脱节时，执政党的权威和信用就会受到侵蚀与挑战。

2026年1月，美国新泽西州一家沃尔玛超市内，消费者选购商品。路透社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也是此次选举中比较新的不满来源，就是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建设问题。此前，特朗普认为，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落实到某些州，有助于稳住那些摇摆州。这有点类似于拜登政府把芯片工厂落到亚利桑那州等政治竞争激烈的“紫色州”的做法。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可能事与愿违。

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学院11月2日发布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接近30%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把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列为美国面临的三项最重要议题之一。与此同时，7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府当前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不足，77%的受访者认为对数据中心的监管不足。

这里面，不同群体的关切是不一样的。大型科技企业或者美国联邦政府可能认为，数据中心意味着先进算力、投资以及国家级的竞争优势。但是对于本地居民来说，数据中心建设同样会产生所谓的“邻避效应”。

当地居民关注的，是电网扩建的费用、电价、用水、土地以及生活环境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产业发展带来的收益，能不能在当地得到有效分配？

如果产业发展的收益跟当地居民没有关系，但是建设产业的成本却要由当地承担，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换句话说，产业发展的收益与地方承担的成本之间，如果缺乏可信任的协调机制，就可能引发争议。

在此次选举中，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谢罗德·布朗，以及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塔拉里科，都在竞选广告中把数据中心建设与居民电费联系起来。这说明民主党已经主动进入这一议题，并且试图从生活成本的叙事框架出发，重新认识和理解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问题。

由此，这个议题被转换成了一种在美国国内更加容易被选民接受的认知结构：现任政府偏向大型资本，却忽视了地方社区需要承担的成本。于是，一个原本属于技术治理的问题，就变成了民生政治的一部分。

那么，这次选举之后，美国政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首先，从目前的表现来看，特朗普似乎没有对选举结果提出太强烈的挑战。不过，他已经在社交媒体上提到了“Veto”，也就是总统对国会法案行使否决权的问题。

这可能意味着，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沮丧，甚至某种程度上的“道心碎裂”之后，特朗普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既然选举已经输了，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后面大家就走着瞧。

美国国内政治毫无疑问将重新进行权力分配。新一届国会就任之后，民主党将能够利用委员会、听证、调查以及拨款程序，强化对行政部门的监督，或者说形成更强的掣肘。参议院多数席位的变化，也将增加民主党在政府内阁重要官员提名、司法官员和法官提名等问题上的影响力。

接下来，预算、税收、医疗保险、移民执法以及科技监管，预计都会成为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角力的重点。

当然，这种制衡显然也存在非常明确的边界。参议院后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民主党最终有没有可能突破60票。如果不能突破，那么共和党仍然可以利用冗长辩论机制，对民主党的立法议程进行有效反制。如果国会要推翻总统的否决，则需要参众两院都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

所以，目前来看，虽然最终结果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比较常态化的一种预期是：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据优势，却不足以完全逆转行政与立法之间的权力关系，更不意味着国会可以凌驾于行政权之上。

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一部分议题能够通过妥协推进，特朗普至少会在某些问题上作出象征性的让步；另一部分议题则可能长期陷入僵持。

与此同时，行政措施、国会调查和司法诉讼相互交织，成为未来美国政治运行的一种重要状态。

当然，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选民的态度也是比较清楚的。民主党可以对特朗普政府进行监督，但如果只是不断阻挡政策、行使否决权，却没有办法拿出有效的政策，去解决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那么同样会产生新的失望情绪。而这种失望情绪一旦形成，对于2028年更加重要的美国总统选举，就可能带来更加复杂的影响。

外交领域面临的，同样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国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将使总统在采取军事行动、对外援助以及相关拨款审查等方面，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也会迫使政府付出更高的国内政治协调成本。

但与此同时，从宪法赋予的权限来看，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执行以及行政决策方面，仍然拥有相当大的空间和自由度。再加上一些政治上的惯例，特朗普在国内政治受挫之后，也可能反而以更加激进或者更加直白的方式，去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

所以，未来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国会加强制衡，增加特朗普政府推行对外政策的难度；另一种则是特朗普在国内受到更多限制之后，转而更加积极地利用外交政策领域的总统权力。这两种路径都有可能出现，具体取决于未来的经济走势、两党之间的博弈、共和党内部的压力，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

当然，大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竞争格局，也会因此提前受到重塑。

根据美国现行宪法第22修正案，总统当选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按照一般的宪法理解，特朗普无法通过再次当选来延续自己的总统任期。

所以，共和党理论上将同时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政策调整，另一个是接班竞争。而这种接班竞争，很可能会被提前引爆。共和党潜在的总统参选人，既要争取特朗普支持者的认可，又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吸引中间选民，最终赢得全国性选举。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值得观察的一个问题，就是共和党内部会不会出现更加激烈的竞争，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撕裂。

当然，民主党方面也不是说赢得了国会中期选举，就能够在总统选举中自然而然地“躺赢”。两种选举在投票群体、候选人组合以及政治动员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到目前为止，民主党内部也还没有出现一个候选人，或者一对候选人组合，能够让大家普遍认为具备明确的“总统相”。因此，民主党接下来同样面临非常具体的问题。首先，如何产生具有足够竞争力的新一代政治人物？其次，如何拿出更加可信、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解决方案？

大家知道，美国选民现在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画大饼”的套路，都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不管是通过价值理念来“画大饼”，还是通过保守主义、强硬行动或者实用主义来“画大饼”，选民最终关注的，还是实际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

民主党需要回答的是，如何真正回应美国民众对生活成本的关切？如何以可行的方式回应技术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就业和分配焦虑？与此同时，民主党还需要证明，自己已经修复了过去两次被特朗普击败时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是缺乏真实治理能力、只会喊口号和强调价值理念的缺陷。这些都是民主党在迈向2028年总统选举时，必须面对的具体问题。

总的来看，这次选举向美国政治传递出的信号，是非常清晰的。不管美国领导人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比如现在这种偏向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宏大的经济增长叙事，最终仍然需要回到普通家庭的生活状况中接受检验。资本和技术的扩张，也必须回应公共成本应该如何分担的问题。与此同时，对外政策同样需要承担其相应的国内政治后果。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如果特朗普政府没有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此次中期选举的结果，可能会有比较显著的不同。而美国选民已经通过选票，清晰地表达了对现任政府的强烈不满。

接下来真正值得观察的是，美国政治中的这种推动力量，究竟能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政策改变？还是说，在经历了一阵热闹、一阵激烈的讨论和政治博弈之后，华盛顿又重新回到往昔的状态，继续在党争、责任推卸和权力对抗之中，消耗越来越珍贵的时间？这也是接下来非常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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