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之死！

各位看官，我是学历史但从不执于历史的花鹿不花。

我本来只想好好读读书，跟大家讲讲故事。

奈何很多事情让人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不说两句，心里会有点堵。

【△这应该是全网唯一一个钧瓷分割线】

01

一桩发生在高校的悲剧，引人深思。

一位在艺术讲台深耕三十年的副教授，选择了绝路。。

他一辈子守着课堂、育人、创作，最终却倒在聘期考核的重压之下。

网传文字的相关陈述，真伪有待官方调查核实，其间是非曲直，也需要相关方面去查清。

我能和大家聊的，只能是我看到的一些或许很微不足道的问题。

或者说，是我自己的一些困惑。

我们到底该怎样评价人才呢？

02

拨开情绪的表层，这件事其实抛出来了一个严肃的公共命题：

我们究竟该如何识别人才，又该如何衡量一个人的价值？

我认识有很多搞科研的人，老师、同门，还有很多各种机会认识的朋友们。

在我朋友圈里，至少得有50位进入高校搞科研的人。

所以，或多或少，我也听他们说了关于高校和考核的事情。

总结他们那的看法，大多数人都认为当下的沉疴在于：

评价标准单一、口径僵化，迷信量化。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一位领导说，现在的评价体系是合理的。你只要抓住论文、课题、经费、奖项这些“把手”，管理老师的工作就变得轻松且容易。

因为这些东西清晰可统计、方便去排序，也更便于向上呈报和展示。

久而久之，这些内容就成了一把考核和管理老师的“神器”。

那这个“神器”去丈量所有岗位、所有学科、所有类型的从业者，屡试不爽。

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颇为得意。

03

管理的便利和人才的评价真的是一回事儿吗？

美育本是润物无声的事业。

一名音乐教师的价值，藏在课堂的熏陶、旋律的滋养、学生长久的成长和艺术文脉的接续里。

这份成效缓慢、内敛、绵长，真的能折算成数字，填进表格里去？

我自己也深刻体会过科研的苦，尤其是那种文章发不出来烧心焦虑的痛苦。

这些痛苦的记忆，甚至成了我现在再也不想搞科研的精神枷锁，估计这辈子也不能卸去。

我曾经那么喜欢古都，喜欢研究古都周围的山川河流，以及相关的历史人文和地形走势。

但现在却很害怕去触及。

04

我想起了贾谊。

人们都知道“屈贾谊于长沙”，但却未必都知道背后的原因和道理。

汉文帝绝对不是昏主，而周勃、灌婴一众老臣，其实也并非令人憎恶的奸邪。

贾谊的困顿，表面上是遭到朝中老臣的排挤非议，根子上的问题，在于汉初那套人才评价体系。

换而言之，那套人才评价体系，容纳不下他这一类人。

那时候什么样的人才能平步青云，受帝王青睐？

人们需要能落地、见效快的干才。

于是，军功、吏治、钱粮刑名，这些便成了考评人才的“抓手”。

而贾谊，他擅长礼乐重塑、教化民风、谋万世长治。

历史已经证明，他贾谊的才华在人心风化，在帝国谋局。

但很可惜，他能带来的收益，远在数十年乃至百年之后。

可是，绝大多数人，看不了那么远，更等不了那么久。

在只重实务速效的标尺下，他的远见卓识，也只会被视作空谈。

所以，屈贾谊于长沙的到底是文帝，还是那把衡量他的尺子？

05

怎么衡量人才？

《淮南子·主术训》有一段话，我又找来和大家共勉：

“各因其才，使各便其性。良马可以历险，而不可以捕鼠。利剑可以断物，而不可以缝衣。”

就算最笨的人也知道，良马、利剑，向来各有其能，亦各有所短。

人不亦如此？

善负重的，不必苛责他不能够迅疾。

能致远的，不必强求他不能精于琐碎。

教书育人的，又何必拿经济效益、课题经费和发文数量去称量呢？

拿适合理工科研的量化标尺，去框定人文学科的价值。用短期指标，去否定长年坚守的意义。用领导行政管理逻辑，去把控学术研究发展。

这些，在本质上都是同一个误区：

执一尺，而量万物。

是也不是？

06

我不喜欢就一件事而论一件事。

副教授之死，还有很多问题并不清楚。

可需要查明和反思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得失对错。而是我们的评价机制。

一个好的制度，不该逼迫一个默默耕耘的人，以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真正的公平，是让每一种才华都有合适的尺子。让每一份安静的坚守，都能被时代看见、被赋予价值。

或许这就是梁启超那句话的真意：

“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07

最后，附赠一个故事：

史鱼多次劝谏卫灵公，希望任用贤才蘧伯玉、斥退佞臣弥子瑕。

然而，他反复进言却终不被采纳。

临终前嘱咐儿子，不要按常礼安葬自己。

要停尸窗下，以自己的死，向卫灵公进谏。

灵公见之醒悟，遂纳其言。

这个故事名字叫：

“史鱼尸谏”。

今天就闲聊至此。

希望所有人都不被别人的评价困扰。

每个人都能勇敢做自己，做好自己。

钧瓷之美 美在各异

我挑选钧瓷，从不用一把吃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