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济南军区门前，一位衣着朴素、面容憔悴的老人站了很久。他没有急着敲门，只是不时抬头看向院内。等到哨兵注意到他，老人低声问道：“杨得志司令在吗？”
哨兵没有立即回答。军区机关来往人员众多，陌生老人突然要见司令员，自然不能仅凭一句话放行。老人见对方神色冷淡，又补了一句：“我是杨司令的老部下，能不能替我通报一声？”
这句话让值勤人员提高了警惕。老人被请进传达室，但当时并没有马上得到重视。有人以为他只是从外地来找人的普通乡亲，直到老人说出自己曾在红军部队任职，事情才被重新核实。
电话打过去后，得到的答复是杨得志正在外地出差，短时间内无法返回。老人只好离开。可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可以投奔的亲友，在附近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军区门口。
这一次，值班人员看出了他的难处，将情况报告给军区办公室。办公人员进一步询问姓名，老人这才说出自己叫侯礼祥，还说自己在红军时期使用过“李祥”这个名字。这个细节，使工作人员意识到，眼前之人或许并非普通来访者。
军区随后把他安置到住处，并将情况报告给杨得志。杨得志得知消息后，很快设法赶回济南。两位老人见面时，杨得志一把握住侯礼祥的手，问道：“这么多年，你怎么不给我写信？”
侯礼祥没有急着回答，只是反复询问杨勇、耿飚、宋任穷等老战友的近况。杨得志一一作答，又安排人准备饭菜。席间，侯礼祥说明了此行真正目的：他想请杨得志证明，自己确实参加过红军。
这件事的症结，不在于两人是否相识，而在于侯礼祥早年的身份材料几乎全部遗失。1912年，他出生于湖北江陵一个贫寒家庭，少年时期便外出谋生。1928年5月，他到江西参加革命，次年进入红军，并在彭绍辉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祥”这个名字，正是多年后造成误会的关键。战友平日都按“礼祥”的读音称呼他，入党登记时，名字被写成了“李祥”。此后，他在部队中长期使用这一姓名，原本的侯礼祥反而逐渐少有人知。
长征前后，侯礼祥所在部队编入红一军团序列。他从基层干部做起，逐步担任营长、团长。杨得志当时曾任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侯礼祥就是其部下。两人在行军作战中建立了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也形成了相互信任的战友情谊。
杨得志后来升任师级干部，侯礼祥则继续在红一师任职。红一师的干部队伍中，后来还包括杨勇等人。侯礼祥作战积极，带兵有经验，能够担任红一团团长，说明他在当时得到了组织认可，并非普通士兵。
1937年，侯礼祥因负伤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伤势恢复后，他被调任八路军警备一团副团长。然而，早年多次负伤留下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繁重的前线工作已经难以长期承担。
1939年，经本人提出、组织批准，侯礼祥转入地方工作，关系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回到江陵后，他按照地下工作的需要，担任过国民党地方保长、联保主任等职务，实际承担着联络和掩护任务。
遗憾的是，随着地方局势变化，他与党组织逐渐失去联系，携带的证明材料也在辗转中丢失。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曾因过去担任地方职务而受到误解。他知道自己的经历，却拿不出完整凭据，只能不断寻找当年的老领导。
1961年，他曾设法联系杨得志、杨勇，但当时各种条件限制，事情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直到1971年，他打听到杨得志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才带着最后的希望赶赴济南。
见面之后，杨得志确认了侯礼祥的身份。1974年6月13日，杨得志为其出具证明；同年12月21日，杨勇也作出证明。曾任江陵县县委书记的魏西，后来同样为侯礼祥的早年经历提供了说明。
这些材料逐步补上了侯礼祥从红军时期到抗战时期的经历。1975年1月，中共江陵县委对他的政治历史问题作出审查结论，恢复了他的红军待遇。由于与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他未能恢复党员身份。1991年，侯礼祥去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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