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从珠海走出！| 又是故人来⑧

凤凰山古道蜿蜒向南，

东岸村走出少年黄宽。

作为中国留英医学生第一人，

他远渡爱丁堡习得西医，

归国后开诊所、办学堂，

执刀授课、悬壶济世，

在中西医学交流史上

写下开创性的一页。

循着历史的痕迹，

我们一起来

回望这位先行者的一生。

香山境内，有一条远近闻名的凤凰山古道。古道官塘起，经东岸村顺凤凰山蜿蜒向南，最终抵达澳门莲花茎。

古道附近的东岸村，是宋末年间黄氏族人聚居而成的古村。族人订立族谱，每一代人的字派，早在出生之前就已定下。到第18代，字派为“卿”。

这一代人中有一名号“绰卿”的少年，在一个多世纪前，沿凤凰山古道南行，抵达澳门。在那里，他进入澳门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学习英文和算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塞缪尔·布朗是他的老师，同学中就有日后声名卓著的容闳，许多年以后他们将携手踏上创造历史的跨洋航程，并开辟出一条“西学东渐”的文化通道。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院内立着一座黄宽铜像。

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叫黄宽。他所投身的事业，是一场延续至今的现代医学的传播与普及。

19世纪中叶起，来自中国的幼童一批批远渡重洋。黄宽的故事之所以独特，不仅仅因为他是容闳眼中“好望角以东最有才华的外科医生”，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中国留英医学生第一人”，亲历且深度参与现代医学的东方传播，在全球医学交流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PART 01

族谱里的线索

秋日午后，东岸村街巷中的三角梅攀过墙头、垂落檐角。晾晒的海味与虾酱散出咸香，随风弥漫在凤凰山北麓这座古村里。

这座珠江口金星门水道旁的岭南古村，如同一个时间的容器，封存了东岸村作为南粤古驿道的记忆，也为我们打开了寻访少年黄宽的闸门。

一脉清溪从凤凰山蜿蜒而下，然后缓缓东去。东岸村就这样依偎在一湾湾溪流的怀抱中，山明水秀，景致如画。村口新修葺的黄氏大宗祠前，矗立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榕树，浓密的树冠铺展出一地绿荫，翠色随风轻摇，令人心旷神怡，也为初秋的古村添了一抹沁人的凉意。

古朴、清幽的东岸村。

或许是对榕树怀着一份亲近之情，村中的老人与孩童有的闲步树下，有的坐在石凳上看孩子玩闹，自有一番从容闲适的意趣。

黄宽之名，在东岸村无人不晓。但若问黄宽故居何在，却连已是耄耋的东岸社区党委会第一支部原书记何德成也答不上来。

青年黄宽 图/珠海市档案馆

笔者走进他的出生之地，试图拼凑、还原他的侧影。

1828年，距今约整整2个世纪前，黄宽诞生在这座面朝大海的沿海村庄。后世说他“出身农家，父母早亡，由祖母抚养长大”，对他的身世一笔带过。他在东岸村究竟度过了怎样的童年？探寻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在于查访他所在东岸家园带给他的物质与精神的滋养，这里世代相传的捕鱼耕作与晚清社会的微妙转型，共同塑造了他童年的体验。

1948年东岸村外貌 图/东岸村

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走进东岸村，已经很难寻见他生活过的遗迹。所幸，一本百余年前编撰的《黄如在堂族谱》留下了黄宽身世的线索。族谱记载：黄宽之父为黄汝祥，母亲是珠海北山邓氏；其兄早年夭折，兄弟中唯黄宽一人长大成人。寥寥数行，写尽一个少年的幼年失亲、无所依托的身世。

百余年前编撰的《黄如在堂族谱》。

人如飞鸿踏雪，偶留指爪，旋即东西。若没有族谱留下几行字，后人几乎无从追寻他出发时的脚印。

很难想象，父母去世后，童年的黄宽与祖母相依为命，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在那个年代，活下去已是难题，读书更近乎奢望。

但时代机缘与地利之便为这位少年打开了一扇门。11岁那年，澳门马礼逊学校的招生消息，由同族辗转带回东岸村，传到他耳中。

这则消息把他导向了一条几乎没有前人走过的路。当时，马礼逊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面向中国贫寒子弟招生，教授英文和西方科学知识。

那年，黄宽沿着凤凰山古道翻山而去。他不知道的是，这座他出发的岭南古村，日后将成为一条贯穿中西的现代“医路”的起点。

东岸村。

PART 02

以医学为媒

东岸村口立着一座北溪庙，村人称之为东岸的始祖庙。庙前石刻楹联至今仍可辨认：“北溪遗泽远，东岸著灵长。”

榕树头下，老人孩子都会念一首“东岸始祖诗”。其中一句是：“身居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东岸村人把这首诗当作相认的密语，这也几乎是黄宽一生的写照。

在中国现代医学发展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黄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这个从凤凰山北麓东岸村走出的孤儿，后来把西方医学带回中国，也把中国带进了西方医学的视野。他的一生是一条横跨中西的“医路”：起点是东岸村，中途是澳门、美国、爱丁堡，终点又回到故土。

1840年，11岁的黄宽入读马礼逊学堂。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母亲的南屏同乡——容闳。两个少年，后来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英国，各自走出中国留学史的开头。

1847年，校长塞缪尔·布朗因其夫人患病要回美国，问谁愿意跟他赴美留学。容闳晚年追述这段经历时仍然记忆犹新：“予首先起立，次黄胜，次黄宽。”

在预科学校期间，巴尔福教授主持的一场植物学考试中，黄宽在67名学生里拔得头筹。消息很快传开，美国《纽约医学时报》等报刊也作了报道。

1849年，黄宽从美国渡海赴英。在极具盛名的爱丁堡大学1850年的新生入学注册记录中，一位来自“China”的“Wong Fun”（黄宽）赫然在列，他家乡所在地则拼为“Heong San”（即香山）。这一按粤语发音记下的拼写，是故乡留在他乡档案里的一道细小痕迹。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已是欧洲著名的医学教育重镇，最早建立现代医学教育体制，各国学生慕名而来。黄宽在这里师从外科消毒学之父利斯特、无痛分娩开创者辛普森。

在爱丁堡的时光，正值黄宽的青年时期，医术在这里入门，眼界在这里打开，学识在这里积攒。他身上有着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岭南基因，他在这里攻读以外科为主的临床医学课程，研习病理学课程，取得行医执照，前后共计约6年。

爱丁堡大学校园内的黄宽塑像 图/珠海市档案馆

作为中国第一位留学海外的医学生，黄宽受到爱丁堡各界的关注。

爱丁堡当地报纸《见证》（The Witness）在1855年8月4日的报道中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星期三（1855年8月1日）是爱丁堡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化学教室里挤满了人。54位绅士被授予医学博士身份，他们来自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其中4位来自埃及，1位来自中国。”报道中还提到了这位中国人的名字——黄宽，以及他所撰写的毕业论文：

《关于胃功能紊乱研究》（On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Stomach）。

黄宽品学兼优，在毕业典礼上，爱丁堡大学的著名医学家、妇产科教授辛普森发表演讲时特别提到：在你们中间，黄宽作为一位值得称道和谦逊的学生，赢得了高度评价。他所获得的奖励与荣耀给我们带来希望。我相信，作为毕业于欧洲大学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将成为西方世界医学艺术与科学的代表，将在他的国人中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之所以对黄宽厚爱有加，一是因为他是黄宽的妇产科课程教授，黄宽的勤奋好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因为他对即将返回遥远祖国的黄宽寄予厚望。

今天，爱丁堡大学孔子学院门口仍立着黄宽的塑像；他的毕业论文，仍作为校史档案珍藏。

PART 03

“最好”的外科医生

地球的另一端，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院内立着一座黄宽铜像。铜像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复制而来，为的是纪念他在中西医学交流史上前无古人的贡献。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院内立着一座黄宽铜像。

1856年8月2日，黄宽——第一位留学欧洲学习医学并且获得西医资格的中国人，带着全套眼科用具以及伦敦会奉上的50英镑置装费，告别学医六年的爱丁堡南下，在伦敦外港登船回华。

这次航程经历了166天。他曾信中写道：“1857年1月3日，在距离台湾海峡约300英里的地方，我们遇上了一场非常猛烈的大风，风吹走了船的前桅中的中桅、整条船的主桅和后桅中的中桅。十分感激仁慈上天的保佑，我死里逃生。”

12天后，黄宽乘坐的帆船安然无恙地抵达香港，此时他已阔别祖国11年之久。这是他取道澳门留学欧美后，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节点。

1858年，黄宽回到广州，在广州府学路东街开办了一所医药局。同年入职惠爱医馆，经过大力整顿，医馆业务蒸蒸日上。

▲广州金利埠惠爱医院 图/珠海史志

1860年，他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西医诊所，治病救人。整个医生生涯中，经黄宽治愈的患者数不胜数，仅有记载的膀胱结石手术，便做了3000余例。

那时，不少旅居广东的外国侨民认为黄宽英文流利、技术好，经常找他看病。《广州洋商回忆录》中记载，旅粤英商詹姆斯在日记中提到：“我的肾结石手术由黄医生主刀，术后三日即能下床。伦敦名医见此案例，直呼不可思议！”这类回忆未必句句可靠，却说明黄宽在旅粤外国人中的口碑。

1863年，粤海关成立医务处，聘请医官17人，黄宽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广州是对外贸易大港，医官的责任比其他港口更重。据相关史料记载，黄宽就职期间主要为海关职员提供医疗勤务服务，并诊治港口患病船员。

回望历史，中国近现代医学曾有过一段以黄宽为源头的“西医东渐”。他受过完整的西医训练，却并不把中医视为无物。他在粤海关服务多年，对当时广州的城市卫生状况、常见疾病及其治疗作了详细记录，常把中西医的诊疗手段放在一起观察、比较。他的视野与实践，超出了当时中医传统的认知格局。

容闳称赞黄宽：“医学翘楚。其智慧之高超，医术之精湛，教人艳羡不已。外科医士中，好望角以东，其医术无出其右，其在广州之伟业，为华洋两界交口称道。”

PART 04

悬壶济世开学堂

东岸村是生养和哺育过黄宽的故土，他终生对这里怀着特殊的感情。穿越时光长河，东岸村口的老榕树下，村民仍念叨着黄宽的故事：“当年杰臣大医生从西洋回来，一边看病，一边在学堂教学生。”

他们口中的“学堂”，正是当年的广州博济医院，如今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前身。

博济医院门口旧照 图/珠海市档案馆

1866年，中国第一所西医学府南华医学堂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这是中国第一家西医教育机构，黄宽与英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共同执教，教授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

这正是黄宽在英国精研的科目，他协助嘉约翰编写教材，绘制图谱。1867年，嘉约翰因病离开中国后，黄宽代理博济医院院长一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医学类院校的华人校长，还主持并亲自执刀了医院首例尸体解剖。

黄宽在博济医院服务长达10年之久，在其主持博济医院期间，该医院得到长足发展。1876年，学校进一步扩张，添置了实验室设备和标本室；1879年，该校首招3名女生入学，开启了中国女性西医教育先河。

1866年建成的博济医院大楼，同年附属医学学校即后来的南华医学堂在这里成立。

医者渡人，未必渡得己身。可医人者不自医的老话，竟应验在黄宽身上。因多年来不辞辛劳，每日忙于治病救人，他积劳成疾，不幸染上项疽，这种恶疾在当时无药可医。但即使如此，黄宽仍硬撑着坚持出诊，直至病倒。有一日，他遇上一宗难产病例，不顾需要静养的病体，坚持出诊，并留下一句“吾疽纵剧，只损一命，妇人难产，必戕二命，岂能以爱惜一命而弃二命于不顾耶”，终力保母子平安。

他一生替人问诊，但命数却没有给他留一次自诊的机会。由于病势加重，黄宽不久便因项疽恶化而引发败血症，于1878年10月12日去世，年仅49岁。那双惯于起沉疴的手，终究没能为自己留住一线生机。

黄宽逝世的消息传开后，有报刊刊发悼文称：“先生术融中西，德被草莽，今梁摧栋折，谁续悬壶济世之长歌？”

黄宽早年写给英国友人的信，后来常被引用：“我来到英国学习医术，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救治我的同胞。西方在医术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国也有很多智慧可以分享。只有通过交流，我们才能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沿着黄宽的旅程，我们看到的也不再只是勇敢、慈悲、享有盛名的传医者，而是一个年轻的冒险者、一个被知识改变的中国人、一个毕生旨在救国救民的行动者，以及一个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悬壶济世的人。

寻找黄宽，

其实是在寻找一段历史、

一段记忆、一段情感的连接。

他接受西式教育，

但终其一生践行的是入世、

爱民的中国传统。

今天，

他的雕像仍在地球两端矗立，

他的故事仍在东岸村流传。

族谱里的黄宽、

爱丁堡大学档案里的黄宽、

铜像上的黄宽，

共同拼出一个从凤凰山

走向爱丁堡、

又从爱丁堡回到祖国的先行者。

本文指导专家：珠海市文物保护协会副会长罗玉芬

撰文：南方日报 林郁鸿

摄影：南方日报 关铭荣（除署名外）

编辑/陈淑娴

责任编辑/田海

三审/赵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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