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月下旬,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驻地,程子华把单兰山叫到身边,交代了一件看似简单、实际颇有分量的工作:小平同志来西南视察期间,由他负责随行拍摄。
“记者暂时不能进山,你要把首长的活动和指示及时记录下来。”程子华说。
单兰山没有马上回答。照相机背在肩上并不沉,可要给邓小平同志拍照,分量却不一样。此前,他虽给一些中央领导拍过照片,但这次面对的是一次重要视察,拍摄内容不仅要清楚,还要能留下真实的现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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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表态:“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这项安排,表面上是摄影,实际是让一名秘书进入三线建设的核心现场。那时,攀枝花等地的建设尚在艰苦推进阶段,山路险峻,交通不便,许多地方连像样的住宿条件都没有。领导视察,既要看工程,也要听实情,身边工作人员必须眼勤、腿勤、脑子快。
单兰山之所以被交付这项任务,与他长期跟随程子华工作有关。1960年,他调到程子华身边担任秘书。程子华对秘书要求严格,却不是只让人守在办公室里。他外出调查时,总把单兰山带上,能让他办的事,尽量交给他独立完成。
有一次,单兰山随程子华前往攀枝花一带调查。那是1964年8月,调查组要察看弄弄坪,也就是后来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重要地点。金沙江水势很急,渡江只能依靠运送木柴的小船,船工都觉得风险太大。
大家劝程子华缓一缓。他却十分不满:“不过江,怎么了解实际情况?当年红军渡金沙江,难道条件比现在更好吗?”
话说得重,任务却没有改变。小船最终驶向江面。抵达弄弄坪后,眼前的景象并不壮观,荒坡之间只有几户人家。程子华没有急着谈工程,而是找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坐下来询问当地的道路、粮食、取水和生活状况。
午饭很简单,是从仁和镇买来的硬饼子和甘蔗。单兰山拿出食物时,程子华请老人一起吃。老人摆摆手:“年纪大了,牙口咬不动。”程子华便没有勉强,只继续听他讲,还不时在小本子上记录。
这些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三线建设不是图纸上的几个数字,能不能建厂、道路怎么修、工人来了住在哪里,都离不开对现场情况的摸底。程子华习惯把判断建立在调查之上,而不是坐在机关里听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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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一行人住在仁和镇的简陋招待处。屋里潮气很重,单兰山担心程子华早年负伤的双手受影响,便提出是否换一间房。没想到,程子华当即批评了他:“不要给机关添麻烦。职工和群众住得更差,为什么要给我特殊照顾?彭老总都不怕潮湿,我难道比彭老总高明吗?”
这句话,单兰山记了很多年。程子华不是不知道条件艰苦,而是认为负责建设的人,更应该知道基层干部和群众过的是什么日子。对秘书来说,这种批评比一般的提醒更有分量,因为它涉及工作作风,也涉及领导干部如何看待自己手中的权力。
程子华与彭德怀的相处,同样体现出这种朴素作风。程子华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彭德怀也在三线建设系统任职。程子华常去看望这位老战友,并向他介绍建设情况。彭德怀曾劝他说,自己身边有工作人员照料,不必总让他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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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将帅,一个曾在冀中抗战中担负重任,一个长期驰骋战场,后来又共同面对国家建设中的难题。工作上有分歧,谈起来也会争论,但争论并不妨碍彼此信任。住在同一院落时,两家常来往,有了可口饭菜,总要相互招呼。
单兰山起初担心两位首长争论伤了和气。吕正操夫人刘沙告诉他:“他们一谈工作就会争,争完了也不会记在心里。”这句家常话,反映出老一辈革命者处理公事的一个特点:事情要争明白,个人情绪不能带进工作。
后来,单兰山拍下了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的一组照片。由于当时记者尚未进入相关山区,这些照片显得格外珍贵。它们记录的不只是领导行程,也留下了三线建设初期的山川、工地和干部群众的工作状态,据有关纪念材料记载,照片后来由四川日报社保存。
单兰山离开程子华身边后,仍长期关注这位老领导。程子华晚年住院时,中央有关领导前往看望。谈话中,大家提到他始终关心西南三线建设,也惦记长江三峡工程等国家建设问题。那时,单兰山已不再是当年背相机的年轻秘书,但他在程子华身边学到的调查作风和办事尺度,始终没有从记忆中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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