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85年夏天，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依旧保持着惯有的生活节奏，吃饭、散步、开会，一切如常。只是腹部胀痛时不时地袭来，疼起来满头大汗，可疼痛一过去，他又像没事人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
然而，军区党委的领导们却没有这份从容。一份检查报告摆在常委们面前，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明白：“经研究认为有肝硬化病或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癌变，为明确诊断，建议迅速到解放军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
这几句定性的话，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每个人心头。经集体研究后决定：立刻打电话到青岛，让许世友马上住院治疗。但电话没有直接打给许世友，而是先打到了正在青岛开会的聂凤智那里。
王秘书接电话时认认真真作了记录，又不放心地跟南京方面逐字逐句复核了一遍，确信无误后才送到首长面前。此时聂凤智已经躺下休息了。
王秘书顾不上这些，径直冲进了房间。聂凤智最烦休息时有人打扰，他刚要发火，接过电话记录一看，整个人怔住了。沉默了好一阵子，颤抖地签了一个“聂”字。
放下笔，聂凤智向王秘书交待了几件事：一是将军区总医院的初步结论速告南京军区和与会的中顾委委员杜平、唐亮、肖望东；二是将电话记录告知许世友身边的陶处长和赵秘书；三是与铁路部门协商，着手安排公务车，会议结束后送许世友到北京301医院住院治疗。安排得有条有理，可许世友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第二天，聂凤智坐车赶往许世友的住处，问起身体状况，许世友非常自信地说：“好，很好！”聂凤智委婉地提起南京来了电话，说检查报告出来了，肝部有点毛病，可能是肝硬化。
许世友听了，只是点了点头，既不惊讶也不紧张。聂凤智又小心地建议，会议结束后直接从青岛去北京，到301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许世友当即干脆利落地回了两个字：“不去！”
聂凤智在许世友手下工作多年，太了解老上司的脾气了。可他还是不死心，耐下心来继续劝：肝上的毛病不能轻视，北京的检查手段先进，治疗条件比南京、上海都好许多倍。许世友还是那两个字：“不去！”
聂凤智知道许世友的脾气，他想到了搬“救兵”。于是他们动员了杜平、唐亮、肖望东这三位南京军区的老领导——也是许世友的老搭档——一起来做工作。
三位中顾委委员轮番上阵，你一句我一句，道理讲了一箩筐。可许世友这位以固执出了名的司令员，不管大家怎么说，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不去！”
许世友为什么不肯去北京，不愿到301医院住院？个中原因，谁也说不清楚。后来在许世友病重期间，时任301医院政治委员的刘贤庭陪同两位医疗专家来南京会诊，还带来了一箱供治疗用的进口白蛋白。
刘贤庭是许世友的老部下，来北京前在南京军区后勤部任政治委员，对许世友的性格很了解。在病榻前，许世友两眼紧紧盯着刘贤庭，欲言又止。
刘贤庭侧着身问：“首长，你转到北京治疗多方便啊！”许世友说：“我不去北京！”刘贤庭又问：“这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许世友的回答出人意料：“北京的路太窄。”
刘贤庭说：“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许世友沉默了一会儿，说：“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他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贤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
聂凤智动员了三位中顾委委员轮番劝说，终究没能撼动许世友的固执。这位一生刚烈的老将军，在生死关头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决定，哪怕这个决定在旁人看来难以理解。而聂凤智那份沉甸甸的关切，那几番奔波劝说，也成了许世友最后岁月里一段令人感慨的战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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