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诉讼持续至今，美国一州判中国244亿，武汉反诉3564亿

新冠疫情过去多年，中美之间的这场跨国官司却还在继续，美国密苏里州此前针对中国作出约244亿元人民币的缺席判决，如今武汉方面也正式采取法律行动。

2026年10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相关名誉侵权案，被告包括美国密苏里州及三任总检察长，中方索赔金额高达3564亿元人民币。

从美方判决到中方提起反诉，这场持续多年的法律较量又有了新进展，武汉为何提出如此高额索赔？这笔钱最终能否得到支持？

这场官司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密苏里州把索赔金额抬到了多高，而是法院判了钱之后，究竟能不能从中国相关资产里拿到钱，2025年3月，美国密苏里州联邦地区法院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中国及另外8名被告承担约244.9亿美元赔偿责任。

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它不是美国法院对疫情所有责任作出的全面认定，此前，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已经审查过这起案件，并认定密苏里州的大部分诉讼请求受到《外国主权豁免法》限制，只有涉及囤积个人防护用品的部分主张可以继续审理。

后来法院作出的巨额判决，针对的正是这一部分争议。

密苏里州拿到判决后，并没有停下来，州检察长办公室继续推动执行程序，还公开表示要寻找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包括土地和其他财产。

密苏里州甚至把农田也摆上了讨论桌，给外界一种马上就能扣押资产的感觉，但法律不是谁拿着判决书，谁就能直接把对方的东西拿走。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把两个问题分得很清楚，外国政府能不能被美国法院审理是一回事，法院判决之后能不能执行外国政府的财产，是另一回事。

即使法院已经作出判决，外国政府的财产原则上仍然受到执行豁免保护，要想动这些资产，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例外条件，比如，财产是否用于商业活动，是否与案件所涉及的商业行为有关，资产究竟属于哪个被告，都需要逐项审查。

这就意味着，不能看到美国境内有一块中国背景的土地，就认定它可以拿来抵债，国有企业的财产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政府的财产。

企业是否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是否属于判决中的被告、资产实际归谁所有，都可能成为执行程序中的争议，密苏里州想把判决变成真金白银，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扣押手续，而是一连串法律门槛。

所以，这份判决的实际价值，不能只看上面的金额，它能让密苏里州政府在政治宣传中占据主动，也能成为美国政客和媒体反复引用的材料，但这些作用和真正收回赔偿款不是一回事。

面对密苏里州的诉讼和后续追偿动作，中国方面也没有只停留在口头回应上，武汉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针对密苏里州及其现任、前任总检察长提起了名誉权诉讼。

这起案件并不是最近才突然出现的，根据公开信息，相关诉讼在2025年已经启动，后来又将密苏里州现任总检察长列为被告，2026年10月3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到了11月初，法院公布案件已经开庭，但尚未作出判决，原告方面认为，密苏里州有关人员通过诉讼和公开言论散布不实信息，损害了相关机构的名誉，并造成经济损失。

公开报道显示，原告提出的索赔金额为3564.4亿元人民币，约合534亿美元，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目前属于原告的诉讼主张，并不是法院已经认定的事实。

为什么要走这一步？如果只把它理解成双方互相起诉、互相报一个更大的数字，就把事情看简单了，密苏里州此前通过美国法院取得判决，又不断推动追偿，这些材料在美国国内可以被反复拿出来使用。

武汉方面通过自己的司法程序提出诉讼，也是在要求法院审查另一方的相关行为，让争议不再只有一套说法，当然，两起案件并不是简单的镜像关系。

美国法院审理的是密苏里州提出的疫情损失和囤积防护用品等主张，武汉法院审理的则是名誉权纠纷，两边的原告、被告、法律依据和证据要求都不一样，不能因为双方都拿出一份诉状，就认定两份案件已经形成完全对等的法律结果。

中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确实设有对等原则，法律规定，如果外国给予中国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待遇低于中国法律规定的待遇，中国可以按照对等原则给予相应处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美国起诉中国，中国就能不经过审查，直接对美国资产采取行动，法院是否受理、管辖权是否成立、被告是否承担责任、判决能否执行，都有各自的法律条件。

换句话说，武汉这起诉讼的意义，首先在于把争议带进司法程序，而不是现在就能拿到一笔赔偿，案件还在审理阶段，最终结果如何，需要看法院对证据和法律关系的判断。

它能不能在美国获得承认和执行，也不是一纸判决就能解决的事情。

把这两起案件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跨国法律纠纷中，最难的往往不是把官司打起来，而是让判决真正发生作用。

一个国家的法院可以审理案件，也可以根据本国法律作出裁判，但它的司法权并不会因为一份判决就自动延伸到另一个国家，判决要在境外执行，通常还要面对当地法律、司法审查、主权豁免以及资产归属等问题。

对外国政府而言，财产执行豁免本来就是国际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原则，不会因为某个州政府拿到了高额判决就自动失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密苏里州的追偿计划听起来声势很大，真正推进起来却困难重重。

即便找到一处资产，也得先证明它属于判决涉及的被告，再证明符合美国法律规定的执行条件，假如资产属于独立经营的企业，或者用于政府公共职能，想直接拿来抵债就更不容易。

法律专家威廉·道奇曾专门分析过这份判决，认为密苏里州面临很大的执行障碍，真正能够追偿的范围十分有限。

类似的法律较量，也不只发生在疫情诉讼上，2026年5月，中国商务部首次实际动用阻断办法，针对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制裁的5家中国企业发布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相关制裁措施。

这是行政和经济领域的反制，与密苏里州的民事诉讼不是一回事，但背后都涉及一个问题，一国法律和措施能在多大范围内影响另一国的企业和主体。

再看大疆在美国的诉讼，2026年8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对大疆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一案作出裁决。

法院没有全面推翻原来的认定，而是维持了部分结论，同时认为有关大疆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认定存在审查问题，将这一部分发回进一步处理。

这个结果说明，即便面对美国政府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也可以通过当地法院提出法律挑战，但能否改变最终结果，仍然取决于具体证据和后续审理。

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不能简单理解成谁起诉谁、谁的索赔金额更高，密苏里州的判决不等于已经拿到钱，武汉的诉讼也不等于已经证明对方承担责任，商务部的阻断禁令和大疆的上诉结果，同样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各方开始更加重视法律程序、司法管辖和资产执行这些具体问题，过去，一些人可能觉得只要在本国法院取得判决，就能拿着结果要求外国一方照办。

现在越来越多的跨国纠纷说明，这种想法并不现实，判决能不能执行，要看法律依据，也要看资产归属和对方国家的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