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厅级退休，被儿子接到香港养老，住了3天，我想回济南了

“爸，你在这儿什么都不用干，好好玩就行。”

我儿子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往我碗里夹一块白切的鸡。香港的公寓很小，餐桌紧贴着电视柜，他媳妇把汤端上来时，要侧着身子才能走过来。

窗外是密密麻麻的鸽子笼一样的高楼，路灯亮着，下面是一条我完全不认识的热闹街道。

“好，好，玩，我可不就是来玩的。”

我扒了一口米饭，把鸡咽下去。那顿饭之后，我坐在他们家的阳台上，看着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灭掉，心里头想着的是我在济南那个工作室——三进三出的院子，松树底下那张大石桌，还有我刚画了一半的那幅六尺整张的山水。

我五年前在济南的家里算过命，一个开书画店的老人跟我说的，说我这辈子是“劳碌命，闲不住”。我当时笑了笑，不置可否。我确实闲不住。

教育厅的工作，我是退了，可我是中国陶瓷艺术大师——2016年评上的。工作室里十二个人，做的是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的品牌设计，还有对外礼品。

说是设计，其实什么都干，从画稿到烧窑，从文案到包装，经常加班到半夜。那几年年关，总有企业在微信上问我：“庞老师，今年能不能给我们设计一套有年味的礼盒？”我就说：“来吧，保证让你们的客户满意。”

我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字：“陶然自乐”。落款是我自己写的，用的是王羲之那种行书的章法，是我四十多岁才下的功夫——从石油工程改到国画，又从国画扎进陶瓷，活了大半辈子，我才开始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点真正想做的事。

可我没想到，到了香港，我变成了一个只会吃喝的闲人。

我儿子从小就不爱听我讲这些。他小时候在学校考了第三名，回来拿给我看成绩单，第一句话不是鼓励，是问我：“你那个第三名和第一名差在了哪？”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是教育系统的人，带出了十万多个孩子参加国学传承，自家孩子更不能放松。他后来考上了大学，又来了香港工作，娶了个本地的姑娘。

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操过太大的心，就觉得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儿子，还有我那一窑一窑的瓷器。

可到了香港的第三天，我开始觉得不对。

那天我儿子去上班，儿媳妇带我去铜锣湾逛街。她进了一家奢侈品店，拿起一个包，边试边跟我说：“爸，你看这个包好看吗？我看了好久了。”

我一看价格，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笑着说：“好看，好看，你喜欢就买。”她犹豫了一下，把包放下说：“算了，太贵了。”

我回到家里那晚，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不是心疼那个包，我是忽然觉得，我在这地方什么都不是。在济南，我开着车，随便走到哪条街上都有人认出我。

我工作室的院子里，总有老友来找我喝茶看画。逢年过节，企业老板开车来我家里送烟送酒，就求我画一幅《年年有余》。我走到哪都有人叫我“庞老师”，那一声“老师”里，有分量，有面子。

可在香港，我就是那个“退休了闲着没事过来的内地老头”。

我孙子还小，刚上幼儿园。有天他放学回来，嘴里唱着一首英文歌，唱完了跟我说：“爷爷，你会不会唱这个？”我摇了摇头说不会。他挠挠头：“那我教你吧。”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到楼下便利店买了一包烟，蹲在小区花坛边上抽。我已经十年没抽过烟了。我掏出手机，翻出济南工作室群里发来的照片，窑里刚出的一批青花瓷，陶土的白，青花的蓝，隔着屏幕都鲜亮。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我老伴这些年走了，我一个人住习惯了。工作室就是我全部的家。那个院子里有一张老桌子，是我二十多年前从一个拆迁的老宅里买来的榆木桌，上面全是刀痕，被时间磨得发亮。

我画画的时候，毛笔就搁在桌角，墨汁顺着砚台流下来，洇在半张旧报纸上，那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儿子大概是察觉到了我不对劲，有天晚上他加班回来，坐在客厅里给我削苹果。他削得很慢，皮没断，削完了递给我：“爸，你是不是觉得香港无聊？”

我愣了一下说：“不无聊，挺好。”

他没接话，把一个软件的照片点开给我看：“爸，你知道吗？我现在跟着团队做个项目，是给香港一个老字号做品牌升级。你以前教我的那些，什么‘活还要活得有气韵，画还要画得有人气’，我都用上了。”

我看着那张设计稿，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才三十出头，已经能独当一面了。我从来没想过，他会把我教他的那些话，用在我以为他从不关心的那些地方。

他说：“爸，你来这儿玩，我真的特别高兴。我小时候你天天忙，我梦里都少有你。现在你退休了，你也让自己歇一歇吧。我不指望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只要在这儿，我房子就有了根了。”

他跟我说“房子有了根”的时候，声音忽然哽咽了一下。我转过头去看窗外，香港的夜空很亮，亮得几乎看不见星星。我拿过他削好的苹果，咬了一口。那苹果很甜，甜得我嗓子有点堵。

后来我从行李箱底翻出我从济南带来的一方小砚台，还有两支毛笔。我没找到宣纸，就拿了香港的报纸，在背面的空白处画了一幅小品。画的是济南大明湖的荷塘，还有一只水鸟。

我儿子下班回来看见了，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没说话，最后说：“爸，这幅画给我留着吧，我想把它裱起来，挂在我们家客厅。”

我就又画了一张，这次画的是一棵树，没有根。我给他看：“这棵树没根，好看吗？”他笑了笑：“好看，但活不了。”

我把那张画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我说：“去给你买一个画框，我把那张荷花重画一张，认认真真画，送给你。”

那天晚上，我又坐在阳台上。香港的风吹过来，带着海水的咸味。我给济南的徒弟打了个电话：“下半年的订单你来盯着，把款式图发我微信上看就行。”

挂了电话我儿子正站在我身后，我指了指外面的远方：“等哪天你得空了，我带你回济南看看我那个工作室，让你看看你爸在那边是怎么过的。”

他有些紧张地打断我：“爸，你就安心待这儿，不缺吃不缺穿……”

我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结结巴巴的安慰：“我不走。我是说了休一阵，休完了，我不是还可以在这边画画嘛。香港也大得很，总不至于画不出东西。”

我后来真的在香港找了几个老街走一走，看了看卖活鱼的老铺子、做唐装的老师傅、小巷里被晾衣杆撑开的天空。回家之后，我画了一组小画，画的是这些香港的街巷人家的烟火气。

儿媳妇看了拿着手机问我说要不要帮我发到网上去，说很多年轻人喜欢看这类东西。我摇了摇头，说：“不传网上。留着你们看着玩吧。”

我把那幅荷花认认真真画完了，画了整整一个礼拜，到现在没画完最后那片荷叶。我总想着再添几笔。现在画不完了也没事，我儿子说，挂在我的工作室里，正好。

他妈走了以后，他说我好像心里头有一块地方永远空着，坐那儿。现在他说，那块空着的地方，好像被荷塘水汽滋着，又开始往外冒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