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其中左路军包括红9军、红31军、红33军，以及红5军团和红九军团。原本左路军要北上，结果张国焘在阿坝找借口河水涨，无法过河北上。
在阿坝召开会议说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求部队不北上，南下打成都。红9军和红31、32军都是四方面军部队，兵力大于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在这会议上有一方面军的干部表态支持南下，如邵式平；也有人思想表示摇摆，支持南下，如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等人。
他俩的资格一个比一个老，职务也一个比一个高。邵式平在1925年入党，何长工在1922年入党。相比邵式平的公开表态和发表文章来说，何长工产生摇摆，发言支持南下。
在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回忆中，自己坚定反对张国焘南下的，进行过斗争。对军团主要负责人的举动和态度是不满意的。
九军团军事主官罗炳辉，政委何长工，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政委有一票否决权的结果来看，政委话语权比军团长大。黄火青说的负责人是谁不言而喻。
客观来说，红5军团和红9军团的主要指战员是被裹挟的，也有个别人发言支持南下。是一种妥协，还是另一种曲线斗争方式呢？
从职务来说，张是政治局常委，也是红军总政委，在斗争中空间有限，按照组织原则下级要服从上级的决定，而是红军公开剑拔弩张的对立，如果是这样作为下级，面临的结果不言而喻。
从实际力量对比来说，当时的四方面军经过长期斗争，在川陕建立根据地，扩大兵力成绩有目共睹。四方面军的力量大于红5、9军团，在选择北上和南下问题上，产生摇摆符合，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甚至支持。这样的心理是认为南下的胜算更大吗？还是处于因为职务问题，产生顾虑呢？
当时，朱老总，刘伯承总参谋长对张南下路线进行抵制，朱老总承受太多，比如黄超等人对其言语诋毁，说老顽固等等，而且行动受到限制和监护，朱老总身边没警卫人员，为了完全，朱老总找红五军团保卫局局长欧阳毅帮忙，调来一些警卫负责安全。
对张的路线公开抵制在当时是付出代价的，包括黄火青在内的9军团一些干部被调离，张调其他干部过来就是更好控制部队，黄到党校当教员，庆幸的是没出现意外情况。
随着南下碰壁后，四方面军选择北上，与二方面军一起过草地，与一方面军会师。此后，针对张国焘路线进行解决，对于过去支持过他南下的一些干部，在使用上有很大不同，像邵式平抗大毕业后安排陕北公学但是教务长，周纯全过去当过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还曾是政治家候补委员，如今也在陕北公学任主任。
作为老资格的何长工任务：担任河防司令，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东侧安全。之后转入抗大系统，1938年后历任抗大第五大队大队长、抗大一分校校长、抗大总校教育长、副校长。在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任职，担任东北军工负责人。解放后，他的职务一直只是省部级副职，按照他的资历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职务，很显然职务有点低。到七八十年代，重返军队后干军事教育工作，担任副职。1980年改为政协副职，位列副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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