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是谁”：新加坡如何重新讲述自身历史

2026年10月10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历史展厅”（Singapore History Gallery）重新开门迎客。两天之后，便是这座博物馆139岁的生日——1887年10月12日，它在斯坦福路的现址落成开放。这是展厅自2006年启用以来的第一次全面改陈。

历史的开端

早年，这个博物馆因其丰富的东南亚动物收藏闻名，但如今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博物馆。馆内的“新加坡历史展厅”与“新加坡生活馆”这两个常设展厅总体上反映了博物馆（某种程度上也是新加坡官方）对这座小岛历史变迁的态度。而新展厅的整体叙事也围绕一个看似简单的提问展开——“我们是谁？”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需要解释新加坡的历史是从何开始的。是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共和国从马来西亚独立算起？抑或从大不列颠的斯坦福·莱福士爵士在1819年1月末登上这个小岛算起呢？在旧版的“新加坡历史展厅”入口处，马来-波利尼西亚风格的船只、独木舟、陶器、刀具、火器，以及一段马来人传统生活的视频给参观者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马来民族是新加坡岛上的“大地之子”（原住民）。

而新展厅却连入口都挪了地方。观众不再是从一楼径直走入，而要先穿过玻璃圆厅里的沉浸式展览，名为“新加坡奥德赛：时光之旅”（Singapore Odyssea）。“新加坡历史展厅”真正的展厅第一单元，名为“流动的开端”（Fluid Beginnings）。“镇馆之宝”新加坡石（Singapore Stone）就位于此处。这块砂岩原是新加坡河口一块巨石的一部分，19世纪时被英国人炸开，只剩残片，年代约在公元10至14世纪之间，上面的卡威（Kawi）文字至今尚未完全识读。在第一单元，还可以看到名为“Jongkong”的模型，这是一种马来群岛部分地区使用的小型船只。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展览的说明文字提醒观众，这座岛屿在历史上曾有Singapura、Temasek、Longyamen、Pulau Ujong等多个名字。其中的“Longyamen（龙牙门）”，正是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所记载的一个位于今天新加坡的地名，所谓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状，中有水道以间之”，故而得名。这些信息汇集在一处，仿佛在提醒观众，这片“流动”的海域，古时便是多元文化聚会之地。

新加坡石

多面的“远东十字路口”

与旧版展览一样，更新后的“新加坡历史展厅”的展览重点也是开埠后的新加坡。在拓殖新加坡这点上，莱福士颇具商业眼光和谋略。以其为首的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大力提倡移民进入，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和这个新殖民地在商业上日见兴盛和普遍繁荣相比拟的了。真的，现在只要放眼望望我们这个海港，上游就有20只大帆船……”这就不难理解，今天的新加坡对于莱福士几乎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态——在他首次登上新加坡的地方也立有莱福士像。

就这样，新加坡变成了一个“远东十字路口”。自由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发财致富的良机，很快便吸引了大批移民前往。在“新加坡历史展厅”的第二单元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多元”的“殖民城市”（Colonial City）。一份1881年的人口普查表首次公开展出：薄薄一张纸上，用英文、爪夷文（使用阿拉伯字母的马来文）、泰米尔文和中文印成，表格上的分类栏目本身，就是殖民政府认识和管理社会的工具。

中文名列其中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在莱福士登上新加坡岛的时候，据说这个岛上当时已经“约有150个渔民和海盗，几间简陋的茅舍，其中大约有三十个华人”， 这些华人沿着新加坡河岸聚居，将荒地开辟为甘蜜园，成为日后拓殖新加坡的先声。到了1821年2月，来自中国本土（厦门）的第一艘帆船也抵达了新加坡，揭开了日后一个世纪里华人“下南洋”的帷幕。在半个世纪后的1871年，华人人口达到5.4万人，已过新加坡人口的半数，1966年华人在新加坡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四分之三，近似的比例一直维持到了今天。

华人先民胼手胝足建设新加坡的艰辛历程的象征之一，或许就是“新加坡历史展厅”展出的一辆“黄包车”。它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上海历史博物馆里的类似展品，这种源自日本的“东洋车”俨然成为了近代华人城市的一种标志性人力交通工具，也是无数贫苦华人的谋生之道。新版展览的改动之一，就是在黄包车的实物一侧，增添了多媒体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可以通过带有重量感的互动装置，体验人力拉车的劳动过程，甚至多媒体里的“乘客”还会对你的拉车速度评头论足……

黄包车

从“昭南”到“要塞”

这座“摩登都市”的“岁月静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入侵新加坡的战火（1941年12月）中宣告结束。旧展厅把日占时期的新加坡称为“昭南岛”——这是日本占领者强加的名字。新展厅则将单元主题改称“要塞陷落”（Fall of the Fortress）。

在旧版展览里，这段岁月似乎以一种偏向局外人视角展现在观众面前。其展品更注重于英军与日军的新加坡战争本身，譬如日军的军刀、日军缴获的英国国旗……体积庞大的旧日军95式轻型坦克模型同样颇为引人注目。但是，在历史上，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南洋华人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而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进行了长达两星期的“肃清”行动。这实际上是一场针对新加坡华人的屠杀。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就提到自己侥幸通过“检证”而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战后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估计，遭日军杀害的华人多达5万到10万之众。这段堪称切肤之痛的惨痛历史，终于在新版展览中的“铭记肃清”（Remembering Sook Ching）得以呈现在观众面前。玻璃柜中陈列着从万人坑里发掘出的遇难者遗物，其中有一枚十字架；上方投影着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证言。

图4 “铭记肃清”

不过，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新加坡要塞”这一名词本身也是英国殖民话语的核心意象。新标题摆脱了“大日本帝国”的命名，叙事的起点却依旧是另一个殖民帝国的失败。在“要塞陷落”单元，观众甚至可以坐进一个摩斯电码站，扮演1942年2月15日的英军报务员，限时拍出“新加坡已陷落”的电文，并与正确版本进行比较。

这或许可以令人联想到李光耀在回忆录所提到的，他的祖父活着见到了眼前的世界怎样崩溃和瓦解：“英国海军、英国船长以及他们严明的纪律、卓越的表现和海上霸权，都被样子古怪的日本人一举摧毁……这样一种邋邋遢遢不起眼的民族，居然能够打败相貌堂堂的英国达官贵人。”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的心态似乎溢于言表。

“一言难尽”之后

至于二战结束之后新加坡从解放到自治，从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到宣布独立的那段历史，堪称是当代东南亚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新加坡的独立原因无疑是个敏感话题。对此，“新加坡历史展厅”旧展似乎也无意给出一个确定的态度，而是以“大事记”的形式列出了那些年各种报纸刊登的重要事件报道，颇有一些“是非功罪自有后人评说”的意味。只不过，从展厅播放的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宣布独立建国的讲话视频中流露的沮丧与疲惫的表情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哀叹的“新加坡是被赶出了马来西亚”，大约也不是空穴来风。

这段李光耀宣布独立的讲话视频，在新版展览的“迈向新认同”（Towards a New Identity）单元里也被重现。仿佛是为了匹配这个主题，展览里摆进了祖比尔·赛义德（Zubir Said）的钢琴。这位作曲家生于西苏门答腊，1928年才来到新加坡，他的自身经历就是一部移民史。新加坡的国歌《前进吧，新加坡》就诞生在这架钢琴上；这本身就是“新加坡认同”的一个注脚。

图5 祖比尔•赛义德的钢琴

这一单元以“分道扬镳”（Divergent Paths）收尾，仍是一言难尽。“新加坡历史展厅”接下来所展出的，就是一段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的建国发展史了。由工业推动出口，接下来发展金融与服务业……这不啻是一个教科书般的后起国家进步样本。新版展览将这部分内容分散在三个单元之内，展品自然也丰富了不少。观众可以看到一位在仙童半导体工作的女工的员工手册——为了多挣些钱，她上夜班，白天照顾家人；还有一架结婚时收到的缝纫机，主人曾靠它替工厂缝拉链和裤子补贴家用……

在旧版展览里，为了进一步让游客了解普通新加坡百姓的生活，模拟布置了一个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家居。虽然交通工具依旧只是自行车，但家居陈设中燃气灶具、洗衣机、冰箱、收音机、电饭煲一应俱全，一幅现代社会的面貌。而新版展览则重现了一段组屋（公共住宅）走廊的场景。展区尽头还安放有一块屏幕，播放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组屋生活的片段，内容包括邻里之间的日常交往，以及与家人、朋友一起庆祝节日和聚会的场景。在展品里还可以看到一部真正的组屋电梯：它原属宏茂桥6道第712座，是1978年的老物件。2024年翻新时拆下，而被博物馆收入囊中。对来自中国的观者而言，值得驻足的还有一部电话：拿起听筒，便可体验1980年代新加坡名为“Dial for Mandarin”（拨打华语热线）的华语学习节目——在旧版展览里，“讲华语运动”只有一张历史照片而已。

组屋电梯铭牌

旧版本的“新加坡历史展厅”以“走向全球化城市（Becoming a global city）”的目标结尾。今天的新加坡在一定程度已经实现了这一点。但再往后呢，这个“全球化城市”又会走向何方呢？在新展厅的结尾，没有答案，反而是一个提问。在最后一个单元“放眼全球”（Looking Global）的末尾，放映着一部名为《今天的我们是谁？》（Who Are We Today?）的短片，不同背景的居民坦率地谈论自己，也将把“新加坡历史展厅”的这一核心问题直接抛给观众，并留给未来去回答了。

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