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初，北京总参谋部的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向在场干部宣布了一项人事安排：伍修权出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会场里不少人认识这个名字，却未必了解，他此前已经整整8年没有正常工作。
这份任命并非普通调动。伍修权离开军队多年，长期在外交和党的对外工作部门任职，又经历过特殊时期的审查与监护。让一个久未工作的老干部重新进入军队领导机关，需要考虑的显然不只是个人意愿。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1974年国庆节前夕。
那段时间，伍修权一直住在家中，等待有关方面通知。家人曾劝他坚持，说逢五一、建军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往往会有一批老干部恢复自由。可五一过去了，建军节也过去了，迟迟没有消息。
国庆节临近，他心里格外焦急。对于许多人而言，节日意味着休息和团聚；对当时的伍修权来说，却意味着能否结束漫长的监护生活。
终于，通知来了。
恢复正常生活后，伍修权参加了国庆招待会。席间，他见到了叶剑英。两人过去有共事经历，叶剑英对他的经历和能力并不陌生。招待会结束后，叶剑英把他请到家中，专门谈起今后的工作安排。
叶剑英问：“今后有什么打算？”
伍修权没有提出回到原单位。他很清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时仍有一些复杂情况，原来的工作环境未必适合自己，于是直截了当地表示，想调换一个岗位。
叶剑英听完后说：“回军队工作吧。”
这句话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很强的针对性。总参谋部需要熟悉参谋业务、了解军队建设，同时又能在政治上与林彪集团划清界限的干部。伍修权长期从事军事机关工作，熟悉作战指挥和参谋系统，正是当时较为难得的人选。
伍修权早年接受过系统教育，曾留学苏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李德在红军中的作用发生变化后，伍修权转入作战部队，担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
这段经历说明，他并不是只会翻译和处理文字工作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军委机关任职；解放战争时期，又先后担任军委一局局长、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后来进入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工作，担任第二参谋长、参谋长等职。
不过，伍修权的经历也有一个明显特点：他长期负责军事机关和作战筹划，较少像一线将领那样率部冲锋陷阵。他没有以一场著名战役建立个人威望，更多时候是在地图、命令和情报之间处理全局事务。
这也解释了一个问题：他的军队职务不低，但在部队中的知名度和号召力，不能简单与那些长期带兵作战的将领相比。可若以资历、能力和所承担的工作衡量，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时，他具备授予上将军衔的条件，并非没有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脱下军装，转入外交战线，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到1967年，他的正常工作中断，随后经历了多年审查和监护。
叶剑英提出让他回军队，并不是单纯照顾一位老部下，而是出于总参谋部实际工作的需要。伍修权随后按照要求，把个人经历和工作愿望写成报告，转交上级审议。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批准他到总参谋部任职。
1975年，伍修权正式走马上任。叶剑英召开总参党委和有关干部会议，宣布任命，并向大家说明中央的考虑，介绍伍修权过去的工作经历，肯定他的业务能力，也对他提出了明确要求。
重新回到军队机关，伍修权已经不是年轻干部，面对的却是积压多年的工作和复杂的组织局面。他没有从头建立声望的时间，只能依靠多年积累的参谋经验，尽快进入角色。
在总参谋部工作的5年里，他参与处理军队机关的重要事务。1980年，伍修权离开总参，转到全国人大工作。那次从军队到地方机关的变动，也成为他漫长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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