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只当了一年344旅旅长，除了身体因素，还与一次战斗有关

只干了一年。

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是徐海东。

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就离开了这个位置，回延安治病、学习。

这事看着简单：老伤复发，吐血病倒，不能再撑了。

可如果只看到病，就少看了一层。

那年夏天，山西阳城以北，町店一带的芦苇河边，三四四旅刚打完一仗。

河谷两侧是高地，晋城通往侯马的公路从村边穿过。七月六日，日军第　一〇八师团一部乘汽车西进，车队进到町店附近后停下休息。

机会摆在眼前。

徐海东和黄克诚带着六八七团、六八八团等部队，早已埋伏在这一带。

三四四旅是老红十五军团的底子，很多干部战士从鄂豫皖、鄂豫陕一路打出来，跟着徐海东走过长征，打过直罗镇。

他们信这个旅长。

徐海东也不是一般的旅长。

他九岁读私塾，十二岁进窑厂做工，二十多岁投身革命。红二十五军重建后，他当过军长；红十五军团成立后，他当过军团长。

在陕北，中央红军最困难时，红十五军团手里只剩七千块大洋，他拿出五千块送给中央。

他不是没打过硬仗的人。

可抗日战场和过去不一样。

过去打国民党军，有些部队一冲，敌人就乱；气势压上去，白刃格斗、近战突击，往往能撕开口子。

日军不同。

町店战斗打响后，三四四旅利用地形突然攻击，日军一度混乱，向芦苇河南岸退去。八路军追到河边，双方很快进入激战。

枪声压在河谷里。

汽车成了掩体，芦苇成了遮蔽。日军稳住后组织反扑，三四四旅连续冲杀，打援部队又挡住从周店方向赶来的日军。

这仗最后打到晚上。

八路军歼灭日军五百余人，击毁汽车二十余辆，迟滞了日军西援，配合了侯马方向作战。

这是胜仗。

但胜仗里也有问题。

町店不是平原会战，也不是红军时期熟悉的那种山地围歼。日军火力、射击、拼刺能力都强，顽固程度也高。

三四四旅有勇气，有血性，可在敌强我弱的抗日战场上，光靠猛冲不够。

毛主席早就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游击战争不是不打硬仗，而是不能用自己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

这就是町店之后最刺人的地方。

河谷里的枪声停了，部队撤回驻地，伤员、战利品、战斗总结摆在面前。徐海东身上的旧伤和病，也在这时压了上来。

他撑不住了。

多年征战，九次负伤，头部中过弹，长期劳累又多次吐血。抗战初期，他带三四四旅从山西打到河北，又从正太路一带转到平汉线附近，日夜转战。

一九三八年八月，徐海东病倒在战场上，请求去延安治病和学习。

总部批准了。

可三四四旅的变化，并没有因为一个“病”字就结束。

徐海东一走，谁来代理旅长，立刻成了问题。

朱德认为，论资格和能力，二十三岁的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可以代理。黄克诚也赞同。

田守尧是老红二十五军的人，年轻，能打，在部队里有威望。

可彭德怀和毛主席没有同意这个安排。

理由也很直接：三四四旅是近万人的主力旅，田守尧资历和领导能力还不够稳，中央另派人来。

派来的人，是杨得志。

这个决定落下来，田守尧想不通。为徐海东送行的聚餐会，他也没去。

朱德当时就在三四四旅。

他没有把这当成小脾气。

朱德对黄克诚说：“开个党委会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田守尧进行帮助。”

会上，朱德把话说得很重：“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共产党员嘛！我们都要听党中央的，不能闹情绪。”

这几句话，砸在三四四旅身上。

它不是只说田守尧一个人。

三四四旅从红十五军团改编而来，老部队感情深，干部战士认徐海东，也认红二十五军这块老底子。这样的部队打仗敢拼，可也容易形成自己的小圈子。

徐海东在时，他能压住。

徐海东一走，问题就露出来了。

所以，徐海东离开三四四旅，身体是最直接的原因；町店之后的战斗总结、部队整训和干部调整，则是另一层背景。

他不是被一场仗简单“打下去”的。

更准确地说，那场仗让总部看见：三四四旅必须从红军老打法里往抗日游击战争转，必须从“老部队认老首长”往集中统一领导转。

徐海东把位置让出来，反倒给这支部队留下了转身的空间。

一九三九年以后，三四四旅继续转战冀鲁豫、华中等地。黄克诚后来率部发展壮大，成为新四军第三师的重要基础。

徐海东呢？

他一九三九年又抱病请战，到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到一九四〇年，他再次吐血晕倒，从此长期离开一线战场。

一九五五年授衔，他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第二。

他对周总理说，自己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授大将受之有愧。

周总理回他：“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要我说，不高也不低，恰当！”

徐海东听完，没有再争。

一个从窑厂走出来的人，打了半生仗，最后最难的一仗，反而是放下手里的兵权。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四四旅驻地送别老旅长。人群里少了田守尧，队伍里来了杨得志，徐海东带着病体往延安走去。

那一年，他当旅长刚满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