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州长将该州548名死囚的死刑判决予以减刑，全部改判为监禁

加州州长纽森在11月5日做了一件事：把加州死囚牢房里全部548个人的死刑，一笔勾销，改成了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548个人，529个男的，19个女的。他在一封信里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这么干，信里有一句话值得原样念出来：“我们现在可以让这些罪犯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终老狱中，同时我们也将永远铭记、悼念受害者。”

这句话的问题不在前半句，也不在后半句，在于它把这两件事放在同一个句子里，让它们听起来像一笔公平的交易。罪犯在没人看的地方老死，受害者被记住。好像这两样东西能互相抵消。

但这件事有一个前提，纽森自己在信里也承认了：加州本来就不怎么执行死刑。1978年选民恢复死刑制度到现在，快五十年，加州只处决过13个人。2006年之后，一个都没有。也就是说，那548个人坐在死囚牢房里，绝大多数人本来就不会被处死。他们的死刑判决在纸面上是“死刑”，在现实里是一张永远等不到执行日期的纸。

纽森把这张纸换成了另一张纸。从“死刑”改成“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他省掉的东西，专家说每年数百万美元的诉讼开支。他保留的东西，是那548个人继续待在监狱里，直到死。区别在于，加州政府不用再花钱走那套永远走不到尽头的死刑上诉程序了。

所以这件事的象征意义，比它实际改变的东西大得多。一个本来就不杀人的州，宣布它不再判人死刑。一个本来就不会被执行死刑的死囚，他的判决书上的字换了。但纽森做这件事的方式，让那些受害者家属没法把它当成一个“技术性调整”来接受。

Polly Klaas的父亲Marc Klaas说了一句话。Polly 12岁，1993年从家里被绑架后杀害，凶手1996年被判死刑。Marc Klaas告诉媒体，当年检察官跟他说：“看，你可以相信这个系统。”他现在说：“显然你信不了这个系统，对吧？”他觉得杀害他女儿的人“被赐予了生命”。一个等了三十年的人，被告知他等的那张判决书，被州长用一支笔换掉了。他等的那个东西，本来就不会发生，但他等的是那个“至少他们还留在死囚牢房里”的状态。现在连那个状态也没了。

但Polly的继姐妹Jess Nichol说的是另一套话。她说她以前也觉得杀她妹妹的人应该被处死，但后来她意识到，那个人有没有被执行死刑，“跟我的恢复、跟真正的公共安全，完全没有关系”。她说这个系统告诉幸存者“处决对我们的疗愈很重要”，“但其实不是，那只是让我们从真正需要的东西上分心”。同一个案子，同一个受害者家庭，父亲和继姐妹站在了完全相反的两边。

还有一个母亲，78岁的Phyllis Loya。她的儿子Larry Lasater是 Pittsburg 的警察，2005年在抓捕抢劫嫌疑人的时候被枪杀。凶手被判死刑。Loya在听到纽森的决定之后，接受采访时哭了，说她第一反应是“巨大的愤怒”，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她直接点破了这件事的时间点：中期选举刚结束，民主党大胜，纽森两个小时后就宣布了。她说纽森是个“政治动物”，他想当总统，选举结果让他觉得可以动手了。

Loya说的这个时间点，跟纽森自己信里写的“道德信念”放在一起，不矛盾，但也不互相解释。纽森的信里说“由国家批准的杀戮，与加州的价值观不兼容，破坏我们法律体系的基础，贬低我们每一个人”。这段话本身是完整的，不需要补充。但它跟“中期选举结束两个小时后宣布”这个事实放在同一个句子里，读起来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个准备在2028年竞选总统的人，在一个对他最有利的时间窗口，做了一件他“一直相信”的事。两件事都是真的，但它们同时为真的时候，那些在电话那头哭的受害者家属，就成了这件事里唯一没有任何时间窗口可以选的人。

地方检察官们的愤怒是另一层。圣路易斯奥比斯波郡的地检Dan Dow直接把三个名字摆了出来：Rachel Newhouse、Aundria Crawford、Kesha Gurke。三个女大学生，1990年代末被一个假释出来的连环强奸犯Rex Allan Krebs杀害。Dow说，纽森刚刚告诉这三个受害者的家人，“凶手的命比你们的命更重要”。加州地区检察官协会的会长说，赦免权“从来就不是用来替代立法程序，也不是让一个民选官员因为他不同意法律，就把他不喜欢的几百个陪审团裁决一笔抹掉”。

这件事还有一个法律上的尾巴。548个人里，有一部分人不止一次被定罪。按照加州宪法，这种人要减刑，需要加州最高法院至少四名大法官同意。纽森自己也在信里承认了这一点，说他知道这个决定“需要大法官们参与一个他们自己没有选择接手、个人可能也不认同的沉重决定”。也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把其中一部分的责任，分给了几个他没法控制的人。

但对那些等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人来说，那个词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他们手里唯一剩下的东西。Marc Klaas等了三十年，等到的是“你信不了这个系统”。Phyllis Loya在健身房外面听到消息，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纽森的信里写“这项决定及其影响由我一人承担”。这句话在纸面上很重，但落到那些家属身上的时候，它轻得什么都没有。一个人承担了一个决定，另一些人承担了这个决定之后的所有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