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超过71岁以上的肿瘤患者，一定要做好这6个准备

我叫周慕云，今年七十四，退休前是省肿瘤医院内科的主任医师，在肿瘤科干了三十九年，从住院医做到科主任，见过的肿瘤病人，没有一万也有八千。退休以后，医院返聘我每周坐两个半天的门诊，只看一件事——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做治疗决策咨询。这个门诊不挂号，靠人介绍，来的多是老病人或者老病人的家属。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也是在这个门诊里发生的，说出来，是想让后来的人少走一步。

那是一对老夫妻，姓严。老爷子七十三，退休前是中学的地理老师，胃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中期，能手术。他老伴儿姓吴，七十岁，腿脚不好。第一次来我这儿，是儿子带过来的，儿子四十多岁，在深圳，特意飞回来的。坐下来第一句话是：周主任，我爸这病，我们一定要治，不管花多少钱。

我说，治病不是钱的事，是怎么治的事。我把老爷子的检查报告一份一份看，看完了跟他们讲：手术可以做，但老人七十三了，心肺功能一般，还有高血压、糖尿病，手术风险不低；做完手术还得看病理，可能要化疗；化疗的副作用，这个年纪的人未必扛得住。我说了三件事：一是手术的风险，二是术后的生活质量，三是万一治不好，你们想怎么办。

我说完，老爷子一直没说话，坐在那儿看着窗外。他儿子在旁边说，周主任，只要能多活，什么风险我们都愿意承担。

后来手术做了，切了三分之二的胃，做了六个周期化疗。半年下来，人瘦了三十斤，从一百三十斤掉到一百斤，吃不下饭，吐，口腔溃疡，手脚麻木，连路都走不稳。第七个周期的时候，他儿子又来了，说，周主任，还做不做？

我说，你们问过他老人家的意思吗？

他愣住了。他说，没问，他这个人，从来不说自己的想法。

我说，那你现在去问。

第二天，他儿子来了，眼睛红红的。他说，我昨天问我爸，还治不治。我爸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不敢想。他说，儿啊，我知道你们孝顺，可我这半年，一天舒坦日子都没过上。他就说了这一句，再没多说。

后来他们停了化疗。老爷子回了家，在家待了五个月，最后那段日子，他儿子把他推到医院的花园里晒太阳，我在院子里碰见他，他跟我说，周主任，我这半年，白遭了罪。

第二年冬天，他走了。

送走他以后，我在门诊坐了很久。我想，我要是第一次就把话说得更透，会不会不一样。后来我慢慢把这个门诊的做法改了，改成先让老人自己说，再让家属说。改来改去，总结出六条。我管这六条叫“七十一岁以后的六件准备”，这六条，是我这些年看病看出来的，今天一条一条说。

第一条，先问清楚：这个病，是“能治”，还是“能控”，还是“只能缓”。

这三个词，差得远了。

“能治”，是指这个病有希望根治，比如早期的某些癌，切了，或者放疗化疗，长期不复发。这种，该治，要抓紧。

“能控”，是指这个病治不彻底，但能压住，让人带着瘤子活很多年，比如有些乳腺癌、有些淋巴瘤、有些前列腺癌。这种，治，是值得的，但要接受“治不断根”这个事实。

“只能缓”，是指这个病已经扩散，治不好，只能减轻痛苦、延长一点时间、提高生活质量。这种时候，治法的重点就变了，变成了“让人少受罪”，不是“把瘤子打没”。

我见过太多家属，明明是第三种，还按第一种的劲头去治，花钱、受罪、满怀期待，最后落空，人也垮了。也有家属，明明是第一种，因为怕老人受罪，放弃了，回过头来后悔。

所以第一条，就是把这三个词问清楚。问谁？问主治医生，不要问亲戚，不要问网上，问那个看过片子、见过病人、能说出具体数字的医生。问的时候要具体：这个病，能不能根治？如果能，几率多大？如果不能，能控几年？如果只能缓，那缓多久，缓成什么样？

医生一般都会告诉你。怕的是你不问。

第二条，把治疗的目标定下来，而且要老人自己定。

这一条，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教训。

很多家属替老人做决定，理由都很好：怕老人受不了，怕老人知道了害怕，怕老人想不开。可你不让他参与，他就只能被推着走，推到哪儿算哪儿，最后回头一看，全是别人替他想的路。

我这些年看下来，老人对“活着”这件事，想法跟年轻人不一样。很多老人，怕的不是死，是遭罪；不是活得短，是活得没尊严，瘫在床上、插着管子、拖累儿女。也有一些老人，就是想多活一天，多看一眼孙子结婚。这些想法，没有对错，都是真的。

所以要把话说开。怎么问？我说个办法，我用了很多年：

“爸/妈，如果这个病治不好，您是希望我们一直想办法治下去，还是希望少受点罪，舒服一点？”

“如果这半年要在医院过，您是愿意，还是希望在家？”

“万一将来您不能自己做主了，谁替您拿主意？您希望他怎么拿？”

这三句问完，基本上就知道了。有的老人一听就哭，哭完就好说了。有的老人摆摆手说“你们看着办”，那你就得再问一句：“您说的看着办，是希望我们尽一切办法，还是希望别让您遭罪？”这句话问下去，他一定会给个答案。

第三条，把身体底子摸清楚，别只看肿瘤。

七十岁以后的老人，治的不是一个病，是一身病。我门诊上来一个七十五岁的胃癌，一查，高血压二十年、糖尿病十五年、冠心病、慢阻肺、肾功能还不全，这种情况下，手术风险不是“稍微高一点”，是“高好几倍”。

所以治疗前，要把老人的整体状况摸清楚。我常跟家属说，你们要问医生几个问题：

老人的心肺功能怎么样，能不能耐受手术和麻醉？

肝肾功能够不够，化疗药能不能代谢得掉？

现在吃的药有哪些，跟要用的药会不会打架？

老人的营养状况怎么样，白蛋白多少，体重掉了多少？

能不能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自己走路？

最后这一条最重要。医学上有个词叫“体能状态”，说白了就是老人自己能不能料理自己。一个能自己下楼买菜的老人，和一个躺在床上起不来的老人，就算是同样的病、同样的分期，治法也不能一样。

我见过一个七十六岁的老太太，肺癌，家属非要化疗，我说她体重只有七十斤，白蛋白低，化疗一上，人可能直接垮了。家属不听。化了两个周期，人进了ICU。后来我跟家属说，我不是不让你们治，我是想让你们知道，治，也是要有本钱的。

第四条，算清楚账，不光是钱，还有人力。

钱这件事，我说得直白一点。七十岁以后得了肿瘤，治疗费用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上百万，这还不算后期的护理、营养、来回跑的路费。我见过太多家庭，为了治病，把房子卖了，把儿子的婚房钱挪了，最后人没留住，家也散了。

我不是说不治，是说要把账算明白。几个问题：

医保能报多少，自费多少？

这个方案，一个疗程多少钱，一共几个疗程？

如果出现并发症，住ICU，一天多少钱？

家里能拿出多少钱，能借多少，借了以后谁来还？

还有一样比钱更要紧的，是人力。老人生病，得有人陪、有人送饭、有人跑上跑下、有人签字。这些人从哪儿来？儿女在不在本地？请不请护工？护工一天多少钱，请几个月？老伴身体行不行，能不能扛得住？

我在门诊见过一对老夫妻，老头病了，老太太自己也七十多了，还得照顾他，半年下来，老太太先倒下了。儿女在外地，回来一趟要请假、要扣工资。这就是没算清楚人力这笔账。

第五条，把“最坏的情况”提前说了。

这一条，很多家属不爱听，可我必须说。

什么叫最坏的情况？就是：万一治不好，万一病情突然恶化，万一老人不能自己做主了，你们怎么办？

要不要抢救？要不要插管？要不要上呼吸机？要不要进ICU？要不要做心肺复苏？

这些话，在老人还清醒、还能说话的时候说，是最好的。等到了急诊室门口，医生问你“要不要抢救”，一家人站在走廊上哭，谁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往往是“抢救”，因为不抢救好像就是不孝。可那个“抢救”，对一个七十五岁、全身都是病、肿瘤已经晚期的老人来说，可能只是让他多受几个小时的罪。

我这些年，一直建议家属跟老人聊一次，把话说清楚，最好写下来，签个字。国家对“预立医疗照护计划”这件事，这几年也在推，很多医院有安宁疗护的科室，可以咨询。这不是咒人，这是给一家人留一条后路，免得将来在走廊上做那种最难受的决定。

第六条，把“过日子”安排好，别把日子全过成“治病”。

这一条，我觉得是最要紧的，也是我这些年反思最多的一条。

很多家庭，老人一得病，全家的日子就变成了围着医院转。今天挂号，明天检查，后天化疗，下个月复查，一年到头，全家的心思都在这个病上。老人呢，从一个“过日子的人”，变成了一个“被治疗的病人”。

可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治病。老人还想吃一口合口的饭，想见一见老姐妹，想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想看一眼孙子考大学，想去一趟年轻时没去成的地方。

我这些年见过活得最舒展的几个老人，都是把“治病”和“过日子”分开的。该治的时候治，治完了该干嘛干嘛。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八岁，乳腺癌，做了手术，化疗减了量，她化疗完第二天就去跳广场舞，她说，我不能让这个病把我变成一个废人。她后来又活了七年，走的时候是在家里，睡过去的。

我常跟家属说，你们要问老人一句：“除了治病，您还想干点什么？”这句话问出来，很多老人会说，我想回老家看看，我想吃一顿我娘做的那个菜，我想见见谁。这些事，比多活三个月重要。

六条说完了，我再补一句自己的话。

我在肿瘤科干了三十九年，见过太多生死。我慢慢明白一件事：医学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它能把一些病治好，能把一些病压住，能让人少受点罪，可它终究没能让人不死。所以七十岁以后得了肿瘤，最要紧的不是“怎么把病治好”，是“怎么把剩下的日子过好”。

这个“过好”，不是花钱，不是多活多久，是让老人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还能做主，还有点盼头。

我今天七十四，我老伴七十一。前年她查出来甲状腺有个结节，做了穿刺，是良性的。那天从医院出来，她问我，要是我这个是坏的，你怎么办。我说，我先问你，你想怎么治。她说，我不想开刀。我说，那就不开。她笑了，说，你这算什么医生。我说，我这个医生，现在只管一件事——让人少遭罪。

她今年七十一，我七十四。我们俩每天早上出去走一圈，回来吃早饭，中午睡一觉，晚上看看电视。日子过得很平常。可我心里明白，这份平常，是我看了三十九年生死以后，才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