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了6次退休年龄，新加坡的老龄化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1993年，新加坡通过了一部法律，该法只有一句话最要紧：雇主不能让员工在60岁之前退休。在这部法律之前，新加坡没有法定退休年龄。沿用的是殖民时期留下来的惯例——55岁。公司规定你55岁走，法律不管，也没人觉得需要管。

2024年8月，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在一场劳资政对话上回顾这段历史，说了一句话：

“今天55岁就像新的40岁。但30年前，55岁看起来就该退休了，部分原因是当时的预期寿命短得多。”

这句话值得停下来想。55岁该不该退休，不取决于55岁的人身体怎么样，取决于那个年代的人能活多久、账户里有多少钱、公司愿不愿意留。退休年龄从来不是生理事实，是制度约定。

从1993年到2026年，33年，这条线往上推了6次。第7次的时间表也已经定好：2030年，退休年龄65岁，返聘年龄70岁。

每一次都不是简单地改一个数字。

新加坡的退休年龄和其他国家并不一样，它是从公积金账户里长出来的。

1955年，新加坡公积金（CPF）设立，工人和雇主各缴一部分工资进个人账户，攒到退休用。当时的设计是：55岁可以一次性把账户里的钱全部取走。

那个年代新加坡人平均活到60岁出头，55岁取钱、剩下几年花掉，账算得过来。

于是55岁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终点线。钱到手了，公司也顺势让你走，两边都不觉得有问题。

问题是人开始活得越来越长。到1990年代，新加坡人的预期寿命已经明显超过70岁。55岁退休、活到75岁，中间是20年。账户里那笔钱，撑不了20年。

到1993年，新加坡通过《退休年龄法》，把60岁写成法定下限。这是新加坡第一次用法律管退休这件事。立法前，劳资政三方研究了日本的做法——日本在1980年代已经立法推动60岁雇佣义务化，日本老龄化比新加坡来得更早、更猛。

除此之外，新加坡也咨询了雇主和工会。全国职工总会（NTUC）在这件事上花了不少力气，因为要让工人从心理上接受“55岁之后还能继续干”。

到1999年，这条线从60推到62。

然后是十六年的停顿。这十六年里，新加坡没有再动退休年龄，而是换了另一个思路。

那就是把“退休”拆成两段。

到2012年，新加坡做了一件在当时很少见的事：在退休年龄后面，加了一条“返聘年龄”。

两条线的分工是这样的。退休年龄是“你不能因为年龄辞退我”的线；返聘年龄是“过了这条线，你还得给我一份合同”的线。返聘合同至少一年一签，可以一年一年续下去，直到返聘年龄封顶。

2012年，退休年龄还是62，返聘年龄设到65。2017年，返聘年龄推到67。2022年7月，两条线一起动：退休63、返聘68。2026年7月，退休64、返聘69。

这个拆分看起来只是技术细节，实际是整套体系的地基。

一次性把退休年龄从62推到68，等于一夜之间改写几百万份劳动合同，企业无法消化。拆成两段之后，62岁那一刻不再是“结束”，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可能换岗位、可能减工时、可能调薪，但雇佣关系不断。

新加坡人力部的规定写得很细：雇主必须在员工到龄前至少6个月开始谈返聘，至少3个月前给出正式合同；如果实在没有合适岗位，可以把返聘义务转给另一家雇主（需员工同意），或者支付一笔一次性就业援助金（EAP），标准是3.5个月工资，下限6250新元、上限14750新元。

一句话，这条线保住的不是“一直干到69岁”，是“62岁那天不至于突然断掉”。

新加坡的退休年龄为什么改得这么频繁？答案藏在人口数据里。

新加坡65岁以上居民占全体居民的比例：1990年6.0%，2000年7.2%，2010年9.0%，2020年15.2%，2026年19.5%。前二十年涨了3个百分点，后六年涨了4.3个百分点。

换成人口口径更直观：2015年13.1%，2026年21.4%。十一年涨了8.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0.75个百分点。

21%是一条国际通行的分界线。跨过去，就叫“超老龄化社会”。2026年3月，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在国会说得很直白：“就现在，新加坡是一个超老龄化社会。”他补了一句：这件事没有警报声，也没有哪一天特别不同，它就是悄悄过去了。

真正要紧的不是比例，是抚养比。新加坡每100名65岁以上人口，对应多少名20到64岁的人口：2010年大约7.4个，2026年2.8个，2030年预计2.4个，2035年2.2个。

从7.4到2.8，用了十六年。这意味着十六年前七个人养一个老人，现在不到三个人扛一个。

另一头还在往下掉。2025年新加坡居民总和生育率0.87，2024年是0.97。华族0.70，印度族0.92，马来族1.53。全年出生29,864人，比上一年少11.4%；死亡26,499人。生死相抵，自然增长只剩3365人。

2025年新加坡居民预期寿命83.9岁，健康预期寿命约75岁。中间那九年，是带病或失能的年份。

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新加坡改得动退休年龄？

提高退休年龄这件事，在多数国家都是雷区。法国2023年把退休年龄从62推到64，全国罢工两个月。新加坡三十多年改了六次，几乎没起过大波澜。

差别不在文化，在钱从哪来。

欧洲多数国家的养老金是现收现付：今天上班的人缴的钱，直接发给今天退休的人。

在这套体系里，延迟退休是一道零和题——你多工作一年，等于多缴一年、少领一年，切的是自己碗里的肉，也是在替别人的账本省钱。所以每次动，都是全国性的利益冲突。

而新加坡的CPF是个人账户。你缴的钱在你名下，国家不会拿去发给别人。

延迟退休对个人来说，逻辑就变成：多干一年，多缴一年进自己账户，退休后每月领得更多。新加坡不需要在“多收税”和“少发钱”之间做选择。

这套设计让新加坡改得动，但也给它加了一道硬约束：必须保证“多干一年”真的能让账户变厚，否则整个说服逻辑就崩了。

所以每次调退休年龄，CPF的缴交率都跟着动。2026年1月，55到65岁群体的总缴交率上调1.5个百分点（雇主0.5、雇员1）。2027年，55到60岁再上调1.5个百分点，60到65岁上调1个百分点。同一时间，CPF过渡性补贴延长到2027年底，帮企业分担一半的雇主缴交增幅。

还有一条容易被忽略：CPF的领取年龄是65岁，不随退休年龄变。

这两件事在新加坡是分开的。退休年龄管的是“雇主能不能让你走”，领取年龄管的是“你什么时候开始领钱”。领取年龄可以延到70岁，每延一年，月领金额增加最多7%。

这个分离很关键。它意味着，就算退休年龄一路推到65、70，一个人也可以选择62岁不干活、65岁开始领钱，只是钱少一点。制度给的是选项，不是命令。

改退休年龄这件事从来不是孤立动作。新加坡每往上推一格，后面都跟着一整套配套。

首先是钱。

CPF LIFE把账户余额转成终身月领；Silver Support给低收入的老人发季度补贴；MediShield Life兜住院大账。2026年预算还加了一项：50岁以上、CPF余额低于基本退休存款的人，自动获得最高1,500新元充值。

其次是岗位。

新加坡年长员工就业补贴（SEC）给雇用60岁以上、月薪低于4000新元员工的企业发工资补贴，最高7%，已延长到2027年12月。部分时间返聘补助（PTRG）最高12.5万新元，鼓励企业把全职岗位拆成弹性岗位。

然后是房子。

屋契回购计划（LBS）允许65岁以上、住在组屋的老人把部分屋契卖回给建屋局，保留足够住到95岁的租约，剩下的年限换成CPF LIFE月领。从2009年3月到2025年底，约1.6万户参与，其中约6000户是单人户、约7000户是两人户。九成参与家庭拿到10万到30万新元。

最后是医疗。

新加坡医疗预算2015年约90亿新元，2026年约225亿，2030年预计300亿。长期护理的年度运营支出五年内从17亿翻到约30亿。医疗人力要从2024年的12.9万人增到2030年约15.6万人，新增1.36万张床位，其中1.06万张是养老院床位。

这几件事加在一起才叫一套政策。只改退休年龄、不动后面这些，等于把线画在纸上，人不上去。

新加坡改动之后，成效也是有的。过去五年，新加坡60多岁居民的劳动参与率从约58%升到接近60%，50多岁从79%升到82%。65岁以上居民的劳动参与率，2010年17.6%，2025年32.3%。人力部说，符合条件且愿意继续工作的员工，超过九成成功获得返聘。

但同一份发言里还有两个数字。60多岁劳动参与率，新加坡在OECD国家里排第5；50多岁只排第23。

这两个排名放在一起，说明的问题很清楚：新加坡把“还能干、也愿意干的人”留住了，做得很好；但“50多岁就被挤出去、或者自己不想干了的人”，没有解决。退休年龄这条线保的是线以上的人，线以下发生的事，它管不着。

还有更细的一层。新加坡人力部2026年的数据说，50岁以上员工里，只有不到30%主动做过职业规划；只有38%的雇主做过结构化的职业对话。返聘合同一年一签，工资可以因为“职责变化”合理调整——保住的是“有工作”，不是“有同样的工作”。

EAP那笔钱，3.5个月工资、上限14750新元，对一个月薪3000新元的人来说不到1万新元。这笔钱能撑多久，不难算。

还有健康。65岁还能不能工作，取决于身体，不取决于法律。新加坡人平均活到83.9岁，健康地活到75岁左右。这条线推到65岁，中间还有十年是身体在走下坡。

王乙康在2026年7月的长寿论坛上说，真正该看的指标不是寿命，是健康寿命和寿命之间那个差，发达国家现在是11到12年，能压到10年以内，医疗负担和日子质量都会好很多。

一个社会能不能让65岁的人继续工作，靠的不是法律允许，是岗位愿不愿意改造、身体撑不撑得住、技能跟不跟得上、工资降下来之后日子还过不过得下去。

新加坡把退休年龄推了六次，推的其实不是年龄。它推的是一个社会对“老”这件事的定义——从“到点就该走”，推到“还能干就接着干”，再推到“干不动之前，先想办法让你干得动”。

第三步最难。前两步靠立法，第三步靠医院、靠企业、靠培训系统、靠一整个国家愿不愿意为那十年健康寿命花钱。

在新加坡，55岁曾经是终点线，现在是中点。新加坡真正的问题不是能工作到几岁，是65岁以后那十年，身体还撑不撑得住。

而这，同样也值得我们自己思考。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