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都牺牲了哪些烈士？他们都是什么身份？
这场起义由中国同盟会组织，黄兴担任总指挥。起义队伍原计划攻占两广总督署，随后联络新军和各地力量，推动广州全城响应。可惜兵力不足，清军增援很快赶到，战斗从突袭变成巷战，革命党人被迫在广州街巷中分散突围。
黄兴后来回忆起当时情形，曾感叹：“事已至此，只有拼死一战。”身边有人回答：“既然来了，就不能退。”这几句简短的话，反映出起义者清楚知道胜算渺茫，却仍选择冲向火线。
起义失败后，清军展开搜捕。许多负伤者被捕，随后在广州遇害；还有一些人倒在东辕门、莲塘街、小北门、高第街和高塘车站一带。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险收殓遗骸，安葬于黄花岗。由于最初集中收殓的遗骸为72具，后世遂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称呼。
需要说明的是，72具遗骸并不等于全部牺牲者。战斗中另有人员阵亡、被俘后遇害，身份和遗骸未能及时确认。因此，黄花岗起义牺牲者的范围，实际上超过了通常所说的72人。
广东籍烈士人数最多。李祖恩出生于翁源，少年从军，起义时担任队长，被俘后牺牲，年仅20岁。徐礼明是番花同盟分会干事，作为先锋队员从东辕门推进，中弹身亡。徐容九、徐茂燎等人来自农民家庭，他们没有显赫履历，却直接参加了攻打总督署的战斗。
广东籍烈士中，也有不少工人和华侨。李文楷曾在新加坡报馆从事印刷工作，陈才是安南海防洋货店店员，陈福则在机器厂做工。他们长期生活在海外或商埠，接触到报刊和革命思想，随后把积蓄、关系甚至生命都投入到起义准备之中。
报刊和教育界人士同样参加其中。李文甫曾任报刊编辑，负责宣传革命思想，起义时带队冲入总督衙门。劳培长期主持南洋报务，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重要负责人。林修明毕业于日本体育学校，曾任教员和体育教练，后来成为黄花岗烈士，叶剑英少年时期曾受过他的教导。
福建籍烈士中，林觉民最为人熟知。他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是同盟会福建分会骨干，战斗中被捕后就义。他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与妻书》，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伤感文字，而是在家庭责任与革命选择之间作出的艰难抉择。
与林觉民一同牺牲的，还有方声洞、林尹民、陈更新、刘六符、林文等人。方声洞是同盟会重要骨干；陈更新毕业于长门炮术学校，曾率队作战；刘六符出身新军，曾任管带；林文毕业于日本大学，担任过同盟会福建分会负责人。他们中有人熟悉军事，有人负责组织联络，也有人长期从事宣传。
广西籍烈士数量不多，但不少人有多次起义经历。韦云卿曾参加镇南关、河口等地的革命活动，是同盟会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军事人员。李德山担任过民团和企业职务，同时参与广西革命组织。韦统钤、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四人同乡并肩参加起义，后来一同牺牲。
安徽籍的石德宽、宋玉琳、程良，原本都与新军或地方革命团体有关。石德宽毕业于安庆陆军武备学堂，宋玉琳参加过安庆革命活动，程良曾任新军基层军官。他们从长江流域来到广州，说明黄花岗起义并非地方性的孤立行动，而是各省革命力量共同参与的一次行动。
四川籍烈士中，喻培伦、饶国梁、秦炳都具有军事或革命经历。喻培伦毕业于日本东京警监学校，擅长制造炸弹；饶国梁曾任新军见习官和讲武堂教官；秦炳参加过四川地方起义。江苏籍的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则分别有同盟会、新军等背景。
此外，黄花岗烈士中还有来自海外的华侨、报人和工匠，也有曾在清军中服役、后来转向革命的新军士兵。罗进原是巡防部队成员，因不满清政府而加入起义；杜凤书、罗干等人来自机器制造和普通工人群体。余东雄、游寿年仅17岁，张潮18岁，张学龄20岁，年轻人的身影尤其突出。
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选择却在广州城中交汇。有人负责攻打督署，有人抢占军械库，有人运送枪弹，有人担任联络和宣传，还有人在起义失败后掩护同伴。黄花岗之所以留下深刻印记，不只因为牺牲人数众多，更因为这些名字背后，集中呈现了清末革命队伍的复杂构成：军人、学生、华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曾在那几天走进同一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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