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出逃后，叶剑英推荐非他不可的人选去稳定二炮部队！

1971年9月，北京，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时，桌上摆着一摞关于第二炮兵的报告。报告里的措辞并不轻松：机构内部意见纷杂，工作秩序受到影响，部分干部之间长期争执，部队建设难以正常推进。

这支部队掌握着战略导弹，是国家重要的国防力量。它既需要严格的组织纪律，也需要懂军事、懂技术、能处理复杂关系的负责人。人选不能只看资历，更要看能否在关键时候稳住队伍。

叶剑英为此颇为忧虑。他后来谈到那段情况时说，二炮成了“重灾区”，一次党委扩大会议甚至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家争来争去，彼此不服。这样的局面，已经不是一般的工作分歧，而是关系到部队能否正常运转的大问题。

邓小平得知后，向叶剑英推荐了向守志。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向守志是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将领，长期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既有带兵经验，也有较强的组织观念。更关键的是，他并非只熟悉传统作战，对新技术、新兵种也有过系统接触。

这种经历，源于一次看似普通、实际影响深远的学习。

1957年8月，向守志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那时，他已经是身经战阵的高级干部，却要重新面对战略理论、军事科技和现代化作战等课程。过去靠战场经验解决的问题，到了课堂上，必须用理论和数据来说明。

学习并不轻松。

许多老将领文化基础有限，接触导弹、火箭、核武器等知识时，起步都不高。向守志没有回避短处，而是下功夫补课。他曾表达过一个朴素想法：别人能够学会的，只要肯下功夫，自己也能学会。

正是在这段学习期间，他开始认识到，未来战争已不只是步兵、炮兵和坦克的较量。战略导弹的出现，改变了国家安全的基本格局。中国要打破外部核威胁，必须建立自己的科研体系，也必须培养一批真正懂技术、懂指挥的军队干部。

1960年，西安炮兵技术学院正式开学，承担战略导弹技术人才培养任务。向守志被任命为首任院长时，对导弹知识还谈不上精通，但他清楚，院长不能只管行政，必须尽快进入专业领域。

他常到教研室和训练现场了解情况，亲自查看教学安排。学校当时面临的困难很多，教材、器材和实验条件都不充足。外部援助中断后，原有资料和教学设备更加紧缺，办学几乎处处要从头摸索。

向守志采取的办法很实在：缺教材，就组织教员编写；缺设备，就向有关部门争取；没有实验室，就联系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院校，先借用实验条件。经过两年多努力，学校编写出大量教材，教学工作逐步有了章法。

他还十分重视校风。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直接影响学员和基层官兵的态度。向守志要求领导干部少摆架子，多到一线解决问题。慢慢地，学校形成了较强的纪律性，教学秩序也稳定下来。

叶剑英视察时，对学校建设给予肯定。他看到的，不只是几间教室和几个实验场所，而是一支正在形成的专业队伍。向守志也由一名传统战将，逐步成长为能够参与新型军兵种建设的军事干部。

1964年，中国自行研制的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同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随后，战略导弹和核力量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向守志调入军委炮兵，分管战略导弹部队、院校和科研机关，开始更直接地参与这一体系的建设。

1966年7月1日，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由于当时军内情况复杂，向守志早期承担这一职务的安排并没有顺利落实。直到“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重新考虑二炮领导班子，叶剑英才再次把他列入人选。

一次谈话中，叶剑英问他：“让你回二炮工作，有什么想法？”

向守志没有立即答应，只说：“新知识还需要继续学习，怕担不起这个责任。”

叶剑英回答：“军委认为，你是合适的人选。”

这句话分量很重。向守志回家后，没有把任命看成荣誉，而是认真翻阅二炮的文件，了解机关设置、部队状况和存在的问题。经过几个月考虑，他接受了这项任务。

到任以后，他把整顿秩序、统一认识、恢复制度作为切入口。对机关工作重新梳理，对基层情况展开调查，对干部队伍进行调整，同时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没有夸张的口号，更多是逐项落实制度，逐件处理积压问题。

部队的变化由细节体现出来：会议能够按时结束，命令能够顺畅传达，机关与基层之间的隔阂逐渐减少，训练和科研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对一支经历过长期波动的部队来说，这些看似平常的变化，恰恰是恢复战斗力的基础。

向守志在二炮工作多年，直到1977年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80年，叶剑英在南京军区视察时，还曾问他是否愿意回二炮。向守志回答，服从组织安排，如果可以选择，愿意留在南京。

1982年10月，向守志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此前在二炮的那段经历，则成为他军事生涯中极为特殊的一页：一名从战场走来的将领，靠学习进入技术军兵种，又在复杂局面中承担起稳定和整顿部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