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手在墨尔本跑完一生：在澳同胞讲述焦虑与互助，“没人能立刻赶来，但大家都在”

11月6日晚，中国籍外卖骑手冯建明在墨尔本工作时不幸遇刺身亡。事发现场的视频很快在澳大利亚华人圈被传开。

在悉尼读硕士的23岁中国留学生小杰（化名）也看到了视频。他不认识冯建明，但一眼看到外卖服时，胸口“像被抽痛了一下”，因为他去年曾在墨尔本兼职跑了八九个月熊猫外卖，这身行头他再熟悉不过。

事发12小时后，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门前出现自发悼念活动，众多留学生、居民和骑手留下鲜花。

△在澳华人赵女士提供现场图片。

△现场画面截图。

7日，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通报，要求警方彻查、严惩凶手，并已联系家属，为善后提供便利。

在墨尔本工作不久的华人赵女士持打工度假签证，事发地离她住处很近。赵女士说，当晚，网上已有人把矛头指向墨尔本街头治安、呼吁华人团结助力，次日便在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门前约定悼念。赵女士表示悼念活动仍在延续，一直有人组织联系家属、发起捐款。

冯建明遇害已超过48小时，平台和当地政府后续处理正在推进。而当地华人因此产生的安全焦虑，以及对外卖平台赔付机制的质疑也在持续。

“骑手”工作背后：两拨处境不同的人

留学生小杰本科读银行与金融，硕士读商业分析，2025年转到悉尼，本科时期在墨尔本兼职跑了八九个月熊猫外卖。

小杰跑腿送外卖的契机很偶然：室友先去做外卖，一周后回来说“挺好”。

“工资远高于最低时薪，不用被老板和客户骂，想干就干，想歇就歇。”他说，那段兼职日子确实是一段比较快乐的时光。

在做骑手配送之前，小杰干过餐馆、超市配货，也接触过贩卖走私烟这类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活计——收入没保障、时薪低、强度大、风险自担。留学生能找到的合法合规岗位供不应求，外卖成了少数门槛不高、结算清楚、时间自由的选择。

在小杰看来“骑手”这个工作背后，是两拨处境不同的人。

一拨是小杰这样的留学生或者有本职的人，课余兼职跑几单贴补生活，学业和工作始终是核心，送外卖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另一拨是语言、技能门槛较低，拿着工作签、旅游签或劳务派遣签来到这里的人，能做的多是送外卖这类基础工作。

对后一拨人来说，送外卖不是体验生活，而是全部收入来源。

“一天从睁眼跑到闭眼，十几个小时，生活基本就是工作和睡觉。”小杰也曾和全职外卖员接触，小杰这样描述印象中的他们——攒钱寄回国内，为日后回国做打算。

△在澳华人赵女士提供现场图片。

对安全的焦虑：轻易就能见到流浪乞讨者

墨尔本市中心跑单不大，但在小杰看来“不大”不等于“安全”。

“不止弗雷德里克路，整个市区治安都不算好。”他形容：一条街上多的时候，每隔十来米就有一个裹着毯子、放一只铁罐乞讨的人。他遇到的冲突大多停留在语言层面——会因为人种和职业等被挑衅。

除了流浪汉，让小杰警惕的还有当地的“teenager”（青少年）。小杰回忆，上周在悉尼一个路口，几个年轻人抢走一名骑共享电动车的中国女生的购物袋，还想连车一起抢；其中一位拿袋子在他脸上挑衅，他停下车假装报警，几人才扔下袋子跑掉。

流浪汉和“不良青年”，在小杰看来是自己在异国他乡做骑手时最需要注意的群体。

车和手机被偷、被抢，在骑手群里几乎是家常便饭。他自己和室友各有一辆自行车被盗过，现室友的车更是在送餐途中被抢走。唯一一次追回，是因为案发地点紧邻警察局，其余几次都不了了之。

小杰不愿跑夜班，是因为一次送外卖前的兼职经历，有次深夜十二点下班回家路上，小杰曾被一个精神异常的流浪汉追赶，全靠骑车蹬得快才甩开。从那以后，晚上八九点之后他就不太乐意出门。

“泰森也怕菜刀。”小杰苦笑。

据扬子晚报报道，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6年的荔枝（化名）女士来到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门前悼念冯建明。她告诉记者，自己总觉得曾经见过冯建明。“我一定要来送冯师傅一程。”

△在澳华人提供现场图片。

对于这起发生在市中心的持刀袭击事件，荔枝感到担忧。她认为，当地政府应更加重视公共安全，“不能让民众整日提心吊胆地生活”。

同样参加悼念活动的华人居民GG（化名）女士也表达了对墨尔本街头治安的忧虑。她提到，部分街头滋事行为，以及一些青少年引发的冲突，让她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不安。

“治安问题抱怨由来已久，这件事之后，应该会有一波新的声浪”。小杰说。

同胞的互助：“没有人能立刻赶来，但大家都在”

“骑手都是单独跑单，冲突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遇到不好的情况，群里同步一下，只能心有余悸地提醒大家，没有人能立刻赶来帮你。”小杰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一座孤岛。

小杰说，在骑手冯建明遇害之前，墨尔本东区就有群友提议组一个防止被不法分子侵害的组织、给骑手发防身工具，还有人外卖箱里放了一把刀——在小杰看来这样的行为有些偏激。

更多人选择的是另一种方式：在群里互相提醒哪条街别去、哪个时段别跑、看到可疑的人绕着走。

异国他乡，来自当地和同胞的互助也存在。小杰回忆，自己有一次在兼职时遇抢劫，街对面一对白人老夫妻冲进来帮忙报警；他刚跑单时摔过车，也有本地人上前扶他。“排除那些不安定的因素，大家还是比较友善的。”

同胞之间的互助则更具体。上周室友凌晨两点心脏不适，他熬夜写作业听到呼救，帮忙拿护照、披外套，按急救电话的指示开门、监测、陪同就医，事后又帮着改签机票、联系自己在上海的家人接应。

遇害事件发生后，据小杰转述，骑手群里有人转发了一份联名请愿，要求平台改革配送安全机制，目标一千个签名，“当晚一两个小时就破了两千。捐款主要用于悼念活动开支和给家属的心意。”

这种互助还延伸到了“防电信诈骗”。小杰说，学校的学长学姐们会把留学生群资源转给新来的学弟学妹，反复提醒一件事：陌生邮件、可疑电话不要理，没有任何中、澳官方政府会打电话来找你。

外卖平台赔付机制争议仍在持续

冯建明遇害后，部分熊猫外卖前骑手及在职骑手在社交平台反映，配送过程中出现餐品丢失、洒漏等情况时，曾被要求承担赔偿的情况。

据媒体报道，当地留学生小李（化名）曾和冯建明生前有过沟通接触：她住的公寓电梯坏了，让骑手把餐放在前台，对方却执意请她下楼取。

“叔叔跟我说，不敢放前台，外卖丢了被人偷了他要赔钱，东西贵，一天就白干，中午有一单就被罚了餐损。”

小杰回忆，他在2024年跑熊猫外卖时，餐被偷或送错，平台会按顾客实付金额等比例从骑手账户工资里扣钱；被扣之后才提示做一次“问卷学习”，可以免掉第一单的损失，但仅限首次。

△小杰提供自己工作时被累计扣除近160澳元截图。

△小杰提供在熊猫外卖工作期间沟通截图。

他表示自己曾提问工作人员“餐在餐箱里被偷了怎么办”？对方没直说“你要赔”，而是回了一句“你担心可以不接我的单”——小杰把这理解为一种变相的默认。

在墨尔本持打工度假签证工作不到一个月的赵女士参与了悼念活动，她也曾送过外卖、留意过平台赔付问题。

赵女士表示，无论个案真相是否为“为护餐起冲突”，熊猫外卖的赔付争议已长期存在。她提到，本地几家主流平台入职前都会做安全培训，遇到抢劫原则上”把东西给对方、优先保障人身安全”；而熊猫外卖要骑手自己赔，一单少则几十澳元、贵则上百澳元，丢一单当天就白干。

冯建明遇害后，熊猫外卖发布声明，将承担家属赴澳交通、逝者丧葬及必要善后支出，额外提供一笔抚恤金，并为家属联系独立律师、承担相关费用。同时强调“任何骑手都不需要为保护餐品或完成配送而冒险”。

△熊猫外卖声明称，骑手安全永远比订单重要。

随后，熊猫外卖又公开声明，计划下周在墨尔本组织骑手面对面沟通会，直接听取大家对配送安全、平台政策和紧急事件处理机制的意见，并主动联系了墨尔本市政府、维州政府与维州警方，推动关于骑手及社区公共安全的讨论，重点关注高风险配送区域、突发事件应对与紧急求助机制。

针对因安全问题导致餐品丢失或无法完成订单，骑手是否需要承担赔偿的问题，熊猫外卖表示，对于因餐品遭遇盗抢，或骑手为保障自身安全而无法完成配送的情况，平台不会因此要求骑手承担餐品损失或受到处罚。

“对于过往配送过程中涉及的餐品损失、安全问题或相关处理存在疑问的骑手，也欢迎通过骑手端‘骑手沟通通道’提交具体情况。我们已成立专项骑手权益保障小组，将认真核实并逐一回应相关诉求。”

潇湘晨报·晨视频记者黄康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