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女上司出差，没辙只能住一间。半夜她忽然开口：能抱我两下吗

我跟女上司出差，没辙只能住一间。半夜她忽然开口：能抱我两下吗

她开口那句话的时候，我正盯着天花板数第几分钟没有翻身。

“能抱我两下吗。”

不是问句的调子，是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气声比字还多。

我整个人僵在那张离她不到一米二的床上，手还压在被子外面，右手小指头挨着床沿，动都不敢动。空调出风口在头顶左边第二个格栅，吹出来的风有股旧滤网的霉味。我数过，从我开始装睡到她说这句话，中间隔了四十七分钟。那四十七分钟里她翻了九次身，最长的一次动静很大，像是把枕头整个翻了个面。

我说不上来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可能压根没念头。

门外走廊过去一辆保洁车，轮子吱呀一声，又没了。

我叫周成，今年四十六，在一家做建材批发的公司跑业务，干了九年零七个月。她叫沈玉珍，大我两岁，是我们这个片区的经理。公司不大，老板姓钱，一年到头见不着几次，整个省南的活儿都是沈玉珍在张罗。

这次出差是去邻市谈一个工地的供货合同。本来当天来回就够，结果对方那个采购姓胡的临时说晚上还要再“沟通沟通”。沈玉珍不想拖，就说住一晚。等吃完饭回到酒店前台，已经快九点四十了。

前台小姑娘查了半天，说他们系统里我们这个订单只留了一间，“一间大床房，是沈女士的名字。”

沈玉珍把手机翻出来给她看，说订的是两间。小姑娘又敲了一会儿键盘，抬头说，先生，您那间今天下午被取消了，是您本人操作的。沈玉珍脸一下沉下来，说我没操作过。

我站旁边听着，心里琢磨了一圈，明白了八九分。多半是公司那个刚来三个月的内勤小姑娘搞错了，把沈玉珍出发前让她退掉一间的话听反了。这种事不是头一回。上个月在临市也是，把我们两个人的回程票订到了相差四个小时。

沈玉珍当时脸色很难看，跟前台商量能不能加一间。前台说今晚满房，附近几个酒店这个季节都贵，最便宜的快捷也要五百八。沈玉珍一听五百八，摆了摆手。

“就一间吧，”她回头看了我一眼，“你睡你那半边，我睡我这半边，又不是没一起开过会。”

我没吭声。

进电梯的时候她按了十二楼，手还搭在按钮上没放。电梯里有股消毒水混着香氛的味道，顶灯不好，把她眼袋照得很明显。她那天穿一件深灰的针织外套，袖口起了小球，指甲油是透明的，涂得挺整齐。她这个人就是这样，浑身上下没什么值钱东西，但收拾得利索。

到了房间她把行李箱靠墙一放，说：“周成，你先洗。我回两个消息。”

我洗完出来她已经把外套脱了，坐在床沿，手机凑得很近，打字的姿势有点驼。听见我出来，她抬头，说：“你把空调调高一点，我吹不了太凉。”

那是她头一回跟我提私人的事。以前出差也一起吃过饭，聊的全是款、货、工期。她这人话少，下班以后不爱跟人掺和，公司里有人背地里叫她“沈铁皮”。

我调了空调，把床中间那条被子卷了个长条搁在正中间。她看见了，什么也没说，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一秒钟就没了。

关灯以后房间没全黑。窗帘不遮光，有路灯从缝里扫进来，天花板上一道黄的。我躺下后才发觉这个床是真不大，翻身的时候能听见弹簧响。她那边也有动静，先是靠着床头刷手机，刷了大概二十分钟，手机扣在床头柜上，闭眼。

我其实也睡不着。出差在外常年睡不好，一换床就这样，脑子里尽想着合同的事。那个胡采购拖着不签，一会儿说价格，一会儿说账期，我心里清楚他在等什么。

所以说句实话，她开口的时候，我头一个想到的不是别的，是明天早上怎么面对她。

但也就想了那么一下。

“周成。”她又叫了一声，声音比刚才小，“你睡着了没有。”

我说没有。

她停了几秒钟。我听见她把被子往上拉了一下，布料擦过下巴那种声音。

“能抱我两下吗。”

她说完之后我第一反应是她是不是喝多了。晚上那顿饭胡采购倒了酒，她挡了两杯，剩下的都让司机代了，她杯里那点应该没下去多少。

我撑起身来，借着窗帘缝那道黄光看她。她侧躺着，背对我这边，肩膀露在被子外面，一只手攥着被角。她没转过身来，也没再说什么。

“沈经理，”我说，“怎么了。”

她没答。

我又等了一会儿。她肩膀动了一下，像咽东西。

“你就当可怜我一下。”她说。

这句话把我后半辈子的很多事都搅乱了。如果她说什么别的，我可能当场就搪塞过去了。可她说的是可怜她一下。这台词不该是她说出来的。她在公司连感冒都不请假，前年肾结石疼得直冒汗还在会场上跟人核合同数量，最后是让司机送到医院的，到医院挂完水第二天下午又来了，手里还捏着一叠单子。

我犹豫了得有半分多钟。那半分钟我在想什么？我在想我老婆。她在家里，八十平的老房子，客厅灯管坏了一个礼拜了我没换，出门前她嘱咐我到了记得吃药，我血压高，去年体检一百四十六。我又想我闺女，今年大二，学费刚交。

这些念头滚是滚了一遍，可到底压不过眼前这个人。

我把中间那条被子往旁边推了推，挪过去，左手从她肩膀上头伸过去，手搭在她胳膊上。我隔着睡衣碰着她的时候，感觉她整个人缩了一下，然后才慢慢松开。

那种抱法不是别的，就是一个人撑了很久，忽然必须靠一下。

她背对着我没动，呼吸很轻。我手在她臂上放了大概两分钟，感觉她呼出来的气平了一点。

我松手退回去。刚退开，她转过身来了。

房间里暗，我只看得清她脸的轮廓。她说：“再抱一下。”

我又靠过去。这一次她把额头抵在我肩上，手抬起来搭在我后背，很轻，劲儿小得跟没搭似的。

我感觉她后背在抖。不是哭出声那种，是一下一下的，像冬天人站在风口里那种抖。

“行了。”过了差不多一分钟，她自己先松开，“睡吧。明天别耽误事。”

她翻回去，把被子裹上了。

我躺回去，往自己这边挪，挪得比原来还远。

第二天在餐厅吃早饭，她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拿着夹子夹了两个小馒头，一杯豆浆，坐在对面看手机里的报价单，跟我核对方才那个胡采购可能要压的几个点。她那天还补了口红，颜色比平时深一点。

我一边应着一边看她。她眼睛底下有点青，别的一概正常。

回程的高铁上她睡着了，真的睡熟了，头靠在窗玻璃上。我把她放在小桌板上的包往里推了推，防止掉。

这个事我一个字都没跟人提过。我老婆不知道。公司同事不知道。到今天为止，四年零三个月，只有我们两个知道。

但事情在去年冬天拐了个弯。

去年十二月十九号，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天我闺女考完最后一门回来，我在家炖了排骨。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手机响，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是沈玉珍的弟弟，姓沈，叫沈玉明，说他姐住院了，在省人民，让我过去一下，说有份公司的单子要交代。

我去了。沈玉珍躺在肿瘤科那个楼里，病房三个床位，她在靠窗那个。人瘦了一大圈，头发短了，脸黄。

见了我她倒还笑，说：“把你叫来不好意思，有几个账目我怕说不清。”

我坐下，帮她理了理床头的东西。她的水杯放在床头柜第二格，一个很旧的保温杯，盖子边缘磕掉了一小块漆。

那几天我才从她弟弟嘴里陆陆续续听来一些事。

她三十七岁那样离的婚，男的是大学同学，后来去了南方，再没管过。她一个人带儿子，儿子前年中专毕业去了苏州打工。她查出病是去年八月份的事，谁都没告诉，自己跑医院、自己做化疗，做了五次，硬扛着上班，一直到十一月下旬实在不行了才请假。

她弟弟一边说一边搓手：“我跟她说了多少回，她犟。她说手头那几个客户说了半年都说了，撂下不管要出事。”

我在病房坐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她跟我对了三笔账，眼神很清醒。对完她说：“周成，你回去吧，我这里没事。”

我起身要走，她忽然叫住我。

“哎，那年在临市，谢谢你。”

我愣了一下。

她说：“我这辈子求过人家两回。一回是我儿子小时候发烧，我求大夫给先看一眼。再一回……”

她没往下说，就摆了摆手，“行了，走吧。”

我出病房的时候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走廊尽头那个窗户外面能看到住院部后头的一个小花园，有个人在那抽烟，被护士劝回去了。

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她那个“两回”到底是哪两回。是把我那次当成了她求人的第二回？还是说，她后来还求过别人。

我算是认得她五年多，可那天我发觉对她，我认得的其实没多少。

我为什么会答应那次出差？说实在的，当时也犹豫了。老婆那句“你就不能换个人去”我听见了，我是装没听见。我拿那两百块钱的补贴说事，说得跟多大一笔似的。其实公司那会儿业务不行，谁去都一样，我非要去，一半是怕这个单子黄了年底奖金打折，另一半……我到现在也说不出另一半是什么。

出差那天我拎箱子出门，老婆在厨房没出来。电饭煲里煮着小米粥，早上她给我盛了一碗，剩下的小半锅没倒，就那么搁在灶台上，晚上回来准得倒掉。我们家的习惯，谁也没工夫刷锅，干脆放到结一层皮再倒。

这个事在我心里搁了很久。它不疼，但它在那。

后来我又陆续听过两个类似的事。

一个是我表舅家的邻居，姓吴，五十九岁，在镇上开五金店。他老婆病了三年，他照看了三年，擦身喂饭，没一句怨言。老婆走了半年多，他有一天晚上到隔壁店里喝了半斤白酒，跟人家说，这三年我碰都没碰过她一回，她走那天我一点泪都没掉。喝了酒他哭了，说他对不起她，可他也是个人。

我表舅讲到这的时候在搓麻将，语气跟报菜名似的。我听着，手里的牌打出去打错了。

还有我一个老同学，姓赵，在机关里开车。他说他们单位有个女领导，四十来岁，有回带他去外地开会，晚上让他到宾馆房间里来一下，说有个材料要改。他去了，材料确实要改。改到快十二点，女领导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了句“你抱我一下”。他说他当时没敢。第二天一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到单位以后女领导再没安排他出过车，过了半年给他调了个岗。

我同学说的时候语气挺淡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他说完顿了会儿，说：“你说我当时要是抱了，会怎样。”

他问我。我说我不知道。

这些事搅在一起，我心里就更乱了。我想弄明白沈玉珍那天晚上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单纯撑不住了，还是别的什么。

我甚至上网查过。网上什么说法都有。有说重病的人在后期会格外想让人碰一碰的，说那是身体按自己的节奏在关机，碰一碰能确定自己还在。也有说化疗期间的激素变化会让人情绪特别脆。这些都是网友的说法，不是正经结论，我也没找到什么准数。

有个人在帖子里写，说他母亲最后那阵，夜里谁都不让靠近，只要他父亲握着她的手。握一晚上，天亮了一看她手背都是印子。

我不知道沈玉珍属于哪一种。

去年腊月二十三，她儿子从苏州回来了。

我第二天去医院，正赶上她儿子在病房里。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个头挺高，站床边有点不知手往哪放，一直低头看手机。沈玉珍给他削苹果，削得慢，皮一直没断。

她跟她儿子说：“这是周叔，我单位的。”

她儿子看了我一眼，点了下头，没叫。

我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在门口碰见沈玉明。沈玉明跟我一起走了一段，走到楼下，他点了根烟。

“我姐那个人。”他说。

“嗯。”

“她跟我姐夫离婚那么多年了，也没找个伴。”他抽了一口，“我有时候想，她这一辈子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说不上话。

沈玉明忽然说：“周哥，我问你个事，你别多心。”

我说你问。

他看着我：“我姐去年出差，回来以后有段时间，跟家里头话多了。有一回还主动问起我孩子上学的事。她以前不这样。”

他弹了一下烟灰。

“我就想问问，那阵子她是不是遇上什么顺心事。”

我站在那儿，风挺大，把他烟吹得歪。

我说：“那几个月单子谈成了几笔，可能她那阵子心情好。”

沈玉明把烟按在垃圾桶上的沙盘里，说：“哦。”

我们谁都没再提。

过完年，她出了院，回了一趟公司。那天她来的时候，穿了一件新的黑外套，领子很硬，看着是新的，但标签好像忘了撕，翻在领子后头一点，我看见了没提醒。

她在办公室待了三个小时，跟老板钱总关着门说了很久。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个纸箱子，装她那些单据和文件夹。

她走到我桌边，放慢了点，说：“周成，我那个客户名单在共享表格里，你有空看一眼。”

我说好。

她把箱子往上搂了搂，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就是看了一眼。眼睛红了一点点，很快别过去了。

那是她最后一次来公司。

三月初她弟弟打电话给我，说她晚上睡不着，人开始糊涂了。我去医院，

病房换了，换到单人间，靠走廊那头。她躺在那儿，被子盖到胸口，人瘦得脸都是往里塌的，鼻梁显得高了。窗台上摆着一盆小小的绿植，是她儿子买来的，叶子有点蔫了，水浇得太多，托盘里还积着。

她那天精神头还算有。看见我就点头，说周成你来了。

她说话已经有点漏风了。

她问我：“钱总那边款结了吗。”

我说结了两笔。

她说：“好。”

然后她就闭眼睛歇了。我在旁边坐了十几分钟。

她忽然又睁开眼，说：“周成，我那个……我那个杯子，回头你帮我给沈玉明。”

我在床头柜上找，找见那个磕了漆的保温杯。我说行。

她又说了一句：“别扔。”

我说不扔。

她“嗯”了一声，就没再开口了。

那天我在走廊里坐了很久。走廊尽头的自动贩卖机亮着，里面一排饮料，最下面一格是空的。护士走过来，问我是不是病人家属，我说是同事。她哦了一声，说那你别坐太晚，十点要关大门。

我走出医院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只有四五个窗户还亮着。

到了这个份上，我其实已经不太琢磨那件事了。她让我帮个忙，拿个杯子，交代账目，这些才是实的。至于那晚上她为什么开口，这问题像块小石头，在鞋里硌了我很久，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不觉得它是非抠出来不可了。

四月七号凌晨三点三十三分，她走的。

沈玉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梦里，接起来听了半天才明白。他说她走得挺安静，前半夜还喝了两勺水。

我请了半天假去帮忙。殡仪馆那天天阴，没下雨。来的人不多，公司去了五个，钱总也来了，站了一会儿递了个信封就走了。她儿子站在门口，穿了件白衬衫，头发理了，脸绷得紧。

沈玉明拉住我，把一个纸盒子递给我。我打开看，里面是她办公桌抽屉里的东西，几支笔，一张名片，一沓便签纸，还有个小铁盒子。

铁盒子里是一叠票据，报销单、车票根，夹着一张照片。照片很旧了，边角发黄，是她年轻时候拍的，站在一个景区门口，穿一件白衬衫，头发扎着，笑得特别开。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用笔写的，字迹圆珠笔，压得很深：“二〇〇四年春 与小明 在南湖”。

小明就是沈玉明。

我翻过来又放回去，把盒子扣上。

殡仪馆出来我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说沈经理走了。她在那头沉默了一下，说：“那你早些回来。”

那天晚上回家，我爱人煮了面，把碗推到我面前，自己坐在对面剥蒜。我吃了半碗，放下筷子。

“怎么了？”她问。

我说没什么，就是有点累。

她剥蒜的动作没停：“上回出差，让你别去，你非要去。”

“嗯。”

“那趟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没抬头，问得很平。

我看着那碗面，想了几秒。

“没出什么事。”我说，“就是……她一个人，挺难的。”

我爱人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把剥好的蒜搁在碟子里。

“那你就该帮。”她说，“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帮了忙不敢承认。”

她说完起身去厨房端汤。

我坐在那儿，忽然觉得耳朵里嗡嗡的。

后来我把那个保温杯给了沈玉明。他接过去握在手上看了半天，说这个杯子好多年了，她一直用。

他把盖子拧开，里面还有一点底子，搁久了，干了。

他把盖子又拧上，揣进包里。

那个纸盒子剩下的东西我没敢动，带回办公室，搁在我抽屉最底下了。那张照片我抽出来看了一眼，又塞回去。

到现在那个盒子还在我那，没锁，就是搁着。

有时候加班到一半拉开抽屉找东西，能看见那个铁盒子的一角。

我就把抽屉重新推上。

四月初那天下葬，我去了。回来的路上我开车走的国道，四十多公里，开了一个半小时。过了一个收费站，再过一个桥，桥底下是条河，河坡上有几棵新栽的柳树。春天了，但天还是灰的。

到家以后我脱下皮鞋搁在门口，我老婆拿布擦了擦，说这鞋旧了，换一双吧。

我说还能穿。

她没再说。

那双鞋我穿到今天，鞋跟磨偏了，走路有点歪。

我在公司又干了小半年，年底辞的。现在跟着我表舅跑点零碎生意。钱少了，好在离家近，晚上能回来吃饭。我血压控制得一般，药有时候想不起来吃。

前两个月收拾地下室，翻出一个旧的行李箱，是出差那个。轮子不太好使了，拉起来往一边偏。里面有半包纸巾，一个酒店的一次性梳子，还有一个椭圆的小香皂，包装都磨白了。

我把箱子扔了，香皂留着搁卫生间了。

有回洗澡的时候，我拿起那块香皂闻了一下，一点味儿都没了，就是块硬邦邦的东西。

我拿着它站在那儿，水从头上淋下来。

我想的是那天晚上窗帘缝里那道黄光。我甚至记得那道光的宽度，正好横过她的被子，走到枕头上就断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她要的那个拥抱到底是求的哪一种。是熬不住了，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你们家里有没有那种人，一辈子硬气，临了临了忽然软了一回。那一下软，你们当时是怎么接的，接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