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历史学家：若民主党赢得总统大选，美国最终或将以色列视为敌人

2016年，美国和以色列签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军事援助谅解备忘录，从2019财年到2028财年，美国承诺向以色列提供总额3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份备忘录的最后一年，恰好落在2028年。

换句话说，下一份援助协议怎么签、签多少、附不附加条件，将由2028年大选产生的那位美国总统来决定。把这个时间点记住，再去看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中期选举之夜说的话，就不会觉得那只是一句情绪化的牢骚。

说这话的人叫维克多·戴维斯·汉森，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研究古希腊战争史出身，是美国保守派里很有名气的评论家。

11月3日中期选举当晚，他在一次直播访谈里谈到民主党控制国会、并可能在2028年赢得总统大选的前景，说自己能够想象，将来会走到这样一步：至少在那一届美国政府看来，以色列成了美国的敌人。

他还预测，未来的民主党政府可能会恢复对巴勒斯坦方面的资金支持，撤销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武装组织认定，并对以色列的敌对势力采取更宽松的态度。汉森是共和党阵营的人，他的话当然带着党派立场，指责整个民主党都被反犹主义“玷污”，更是一种政治攻击。

可如果把他的情绪剥掉，只看他指出的方向，会发现这个方向是有数据支撑的。我认为，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那种“无条件的特殊关系”，正在美国社会内部发生一场缓慢而深刻的松动，而这场松动的主要阵地，就在民主党。

今年2月，美国盖洛普公司发布民调，结果让很多人吃了一惊：41%的美国人表示更同情巴勒斯坦人，36%的人更同情以色列人，这是盖洛普从2001年追踪这个问题以来，美国民众整体上第一次偏向巴勒斯坦一方。

在民主党选民里，这个差距更是悬殊，65%的人更同情巴勒斯坦人，只有17%的人更同情以色列人。要知道，就在2016年，还有大约一半的民主党人更同情以色列。

十年时间，民意几乎完全翻了过来。为什么会翻？

最直接的原因是加沙。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遭受了长时间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平民伤亡极其惨重，人道主义状况急剧恶化，医院、学校、难民营多次遭到轰炸，大量儿童死于战火和饥荒。这些画面通过社交媒体传遍全世界，也传进了美国年轻人的手机里。

很多美国人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他们缴纳的税款变成了炸弹，落在了一片已经被围困多年的土地上。第二个原因是代际更替。

可对今天二三十岁的美国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历史书里的事，他们看到的以色列，是一个在加沙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建定居点的国家。年轻一代的民主党选民，更看重人权、反对殖民和种族不平等，他们对以色列的看法，和他们的父辈截然不同。

第三个原因是民主党本身的变化。过去几十年，民主党的基本盘里，有大量对以色列抱有深厚感情的选民和捐款人，党内主流对以色列的支持几乎是铁板一块。

可这几年，民主党的选民结构变了，年轻人、少数族裔、进步派的分量越来越重。去年纽约市长选举，一位长期公开批评以色列政策的民主党进步派候选人马姆达尼胜出，今年1月正式上任。

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全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选民选出了一位以色列政府的批评者。国会里的风向也在变。

2025年7月，参议院就阻止向以色列出售部分武器的决议进行表决，民主党47名参议员中有27人投了赞成票，第一次有超过一半的民主党参议员站到了限制对以军售的一边。

决议虽然没有通过，可这个票数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在民主党内部，“对以色列有条件支持”已经从少数派的声音，变成了多数派的立场。这次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大获全胜，一批新面孔将进入国会。

可以预见，接下来两年，涉及以色列的军售、援助、人权问题，会在国会里遭遇更多的质疑和审查。汉森担心的，正是这种趋势延续到2028年，一位在民主党新民意基础上当选的总统，会对以色列采取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有人会说，美以同盟这么牢固，怎么可能变成敌人？其实回顾历史，美国并不是一直对以色列言听计从。

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色列联合英法出兵埃及，艾森豪威尔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以色列在第二年撤出西奈半岛。1991年，老布什政府因为以色列在占领区扩建定居点，暂缓了一笔一百亿美元的贷款担保，美以关系一度相当紧张。

这些例子说明，当美国的利益和以色列的政策发生冲突时，华盛顿是会出手施压的。在我看来，汉森所说的“敌人”，未必是指两国兵戎相见，而是指在一届民主党政府的眼里，以色列可能从“必须保护的盟友”变成“需要约束甚至制裁的对象”。

这种转变一旦发生，对以色列的打击会是巨大的。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武器供应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外交庇护。

如果美国不再无条件地为它投否决票，不再源源不断地供应精确制导炸弹，以色列在中东的处境将会大大不同。那份2028年到期的军援谅解备忘录，就是一个现实的检验点。

一位民主党总统完全可以在续签时附加条件，比如限制武器在加沙和西岸的使用、要求停止扩建定居点、要求保障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这些条件，在过去几十年里都很难想象，可在民主党的新民意之下，它们正在变得越来越“正常”。

共和党这边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汉森在同一次谈话里呼吁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甚至主张出动B-2轰炸机打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并批评特朗普政府在谈判和轰炸之间摇摆不定。

这说明，在共和党内部，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伊朗的强硬，依然是高度绑定的。一个政党越来越亲以色列，另一个政党越来越疏远以色列，以色列问题正在成为美国两党分化的又一条裂缝。

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过去几十年，以色列最大的外交资产之一，就是在美国获得了两党共同的支持，无论谁上台，美以关系都稳如磐石。

现在，这种跨党派共识正在瓦解，以色列越来越被看成是“共和党的盟友”而不是“美国的盟友”。一旦以色列的命运和美国的党派政治捆在一起，它就不得不承受美国政党轮替带来的剧烈波动。

以色列政府自己要不要反思？我认为当然要。美国民意的转向，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根源在于以色列在加沙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做法。

长期占领、扩建定居点、对加沙的封锁和大规模军事打击，让以色列失去了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同情，也失去了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人的支持。一个国家如果只依靠强大的盟友和武力来维持安全，而不去解决问题的根源，它的安全就永远是脆弱的。

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立独立国家的正义事业，主张落实“两国方案”，反对任何形式的针对平民的暴力，呼吁尽快实现全面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救援。

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让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建国、生存和回归的权利，而不是靠强权把一种不公正的局面一直维持下去。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民意的变化，某种程度上是国际社会正义呼声在美国国内的回响。

对美国来说，这个变化也意味着中东政策将面临重大调整。美国过去在中东的很多政策，都是围绕保护以色列来设计的，从军事部署到外交斡旋，从对伊朗的制裁到对阿拉伯国家的拉拢。

如果未来的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在中东的整个战略布局都要重新考虑。这对中东地区格局，对全球能源市场，对大国在中东的互动，都会产生深远的连锁效应。

当然，从“民意转向”到“政策转向”，中间还有很长的路。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依然财力雄厚、能量巨大，民主党的建制派精英也还没有完全放弃对以色列的传统支持，2028年大选的结果更是充满变数。

可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逆转。十年前没人相信民主党选民会如此大规模地同情巴勒斯坦，今天它已经成了事实；十年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敢打包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