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美国已经搞垮了4个“世界老二”，第5个将会反手干掉老大

基辛格生前撂下一句话：美国已经搞垮了4个“世界老二”。

英国、苏联、日本、欧盟，一个都没跑掉。

那这第5个，凭啥就能反手干掉老大？

美国收拾“老二”，到底用的是啥招？

被收拾的那几个，又是怎么一步步栽进坑里的？

前几天美国中期选举刚落幕，据报道，民主党在11月3日的美国中期选举中赢得参众两院控制权。

中方回应得很淡定：中期选举是美国内政。

中方愿继续同美方一道，维护好、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美方想让中国多买农产品，中方也把话说明白了，双方必须先落实此前达成的“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

中美这盘棋怎么走，不妨先回头看看，美国当年是怎么对付日本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走在曼哈顿街头的人会察觉到空气中有一种异样的震动。

它既不是车流的喧嚣，也不是华尔街的活力，而是一个帝国回望身后、发现新的挑战者正在迅速逼近时的不安。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令美国恐惧的并非苏联的核导弹，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录像机、随身听，以及那些似乎永远不会出故障的紧凑型汽车。

挑战者是日本。

在普通美国人眼中，日本仿佛正在买下整个世界，这种“接管”的迹象随处可见。

1989年，三菱地产购得洛克菲勒中心的控股权，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洛克菲勒中心不只是一座办公大楼，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纪念碑，也是全国圣诞树的所在地。

如今，它却归东京所有。

当美国工厂嘈杂、肮脏且效率低下时，日本的工厂却安静、整洁而精准。

不过，日本还有一件与效率无关的秘密武器，那就是货币。

数十年来，日元兑美元汇率一直被人为压低，日元便宜意味着美国人购买日本商品非常便宜。

假如一辆丰田汽车的制造成本为200万日元，在300日元兑1美元的汇率下，它在美国的售价只需六千多美元；而以相同成本制造的福特汽车，售价可能达到1万美元。

这样的差距几乎无法弥补。

货币优势让日本企业得以抢占市场份额，压垮竞争对手。

詹姆斯·贝克由此登场。

他曾任里根的白宫幕僚长，1985年出任财政部长。

贝克是一位深谙权力运作的战术大师。

他审视问题后意识到，试图阻止美国人购买日本汽车注定是一场败仗，因为美国消费者喜爱日本汽车。

在贝克看来，问题不在于商品质量，而在于货币的价格，即美元过于强势。

在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主导下，美国为抑制通货膨胀将利率推至高位。

高利率吸引了全球资本，各地投资者纷纷买入美元以获取高回报，美元因此变得极其昂贵。

竹下登抵达广场饭店时，清楚地知道美国人想要什么，也知道对方会要求日元升值。

日本为何会同意破坏自己的出口机器，让丰田汽车和索尼产品在美国变得更贵？

答案是恐惧。

竹下登和日本政府畏惧美国国会中高涨的保护主义情绪。

他们相信，如果不满足贝克的要求，美国就会关闭国门。

在他们看来，为了保住美国市场，日元走强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日本也抱有一种傲慢，认为日本企业效率高、实力强，足以经受汇率变动的考验，自以为无懈可击。

9月23日星期一上午，消息通过新闻通讯社发布，市场反应迅速而剧烈。

随着东京、伦敦和纽约市场相继开盘，交易员们陷入恐慌，纷纷抛售美元、买入日元，美元开始暴跌。

《广场协议》就此生效。

东京的气氛截然不同。

随着日元不断走高，日本企业巨头开始陷入恐慌，他们把这种局面称为“円高”，即日元高企。

对于一家日本相机公司的经营者而言，前一天在纽约以100美元卖出一台相机，可以换回2.5万日元来支付工人和供应商的费用。

到了第二天，同样以100美元卖出这台相机，他只能换回1.5万日元。

利润空间荡然无存，每卖出一台都在亏损。

这就是“円高”的现实。

日元的升值幅度并没有停留在竹下登所期望的10%或20%，而是一路攀升，不断走高。

1985年，1美元可兑换240日元；到1986年，只能兑换150日元；到1987年，已逼近120日元。

不到两年，日元的价值翻了一番。

日本出口受到严重抑制，大阪和名古屋的工厂开始关闭，原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失业率也开始上升。

于是，日本银行转而寻找另一根杠杆：既然无法压低汇率，那就压低资金本身的成本。

它决定大幅降息，向日本经济注入大量廉价资金，帮助企业挺过日元升值的冲击。

这个在恐慌与压力下做出的决定，埋下了日后灾难的种子。

东京证券交易所犹如一艘火箭飞船。

日经指数在1985年约为13000点，此后几乎垂直攀升，到1989年底已接近39000点。

东京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一度超过了美国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

在泡沫顶峰时期，理论测算显示，东京市中心皇居所在的约1.3平方英里土地，其价值超过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全部房地产。

这意味着东京的一座园林，比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纳帕的葡萄园和马里布的海滩加在一起还要值钱。

最终刺破泡沫的人是三重野康。

他是一位职业央行家，以作风严厉、坚持稳定著称，被称为“通胀斗士”。

三重野康认为经济已经过热，决心撤走这场狂欢派对上的酒碗。

1989年12月25日，就任仅数日，他便宣布加息，市场却不以为意，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幅修正。

但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一次又一次加息，将贴现率提高到6%。

指数随后继续下跌。

借钱炒股的投资者突然面临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不得不变卖房产偿还债务，而抛售又引发了更多抛售。

到1990年8月，股市已经蒸发了近一半的市值，五年间在纸面上创造的财富，在短短几个月内化为乌有。

房价开始下滑，继而暴跌。

皇居下方的土地再也抵不上一个加利福尼亚州，东京部分商业区的房地产价格跌幅高达80%。

这场崩溃暴露了日本银行体系核心的腐烂。

日本的银行曾以土地为抵押，发放了数以万亿日元计的贷款。

“失去的几十年”由此开始。

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正享受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繁荣时，日本却陷入了泥沼：经济停滞不前，工资不再增长，物价甚至开始下跌，引发了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整个经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

美国本想解决贸易逆差，最终却击垮了竞争对手；日本本想拯救出口企业，最终却摧毁了自己的金融体系。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此争论不休：这是否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

美国是否知道迫使日元升值会招致这场灾难？

对日本而言，伤痕至今犹在。

直到2024年，日经指数才终于回到1989年的高点，其间相隔整整35年。

这意味着，如果在泡沫顶峰时买入日本股票，投资者可能要等上35年才能回本。

美日关系也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

对日本的这场“经济暗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谋杀，而更像是一场“协助自杀”。

美国以日元升值的形式把绳索递给了日本，而惊慌失措的日本则被自己吹起的泡沫勒住了咽喉。

世人眼看着这轮旭日停止升起、悬在半空，为全球经济的未来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

日本这一跤摔得够狠，可它只是被扳倒的四个“老二”之一。

头一个是英国。

二战时美国先拖着不出手，后来拿几艘旧驱逐舰换走人家的海外基地，战后又靠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扶上王座，“日不落”就这么成了小跟班。

第二个是苏联。

两家硬拼军备，苏联把大把钱砸进军工，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紧，落了个“有核弹没面包”。

自家路线又一错再错，里根政府趁势卡石油美元、逼着搞军备竞赛，1991年，这个庞然大物说散就散了。

第四个是欧盟。

几场仗打下来，难民潮涌进欧洲；阿尔斯通这样的家底被美国收入囊中；英国脱欧，北溪管道被炸，欧洲能源一下子吃紧。

这个块头不小的巨人常年被放血，想发力也使不上劲。

第五个，就是中国。

2019年，96岁的基辛格在北京一场闭门会上直言，中国跟前四个完全不同，甚至可能在2049年反超美国。

老爷子1971年密访北京，百岁高龄还专程访华，这话可不是随口一说。

块头先摆在那儿。

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资源和市场都不缺，跟英国那样的岛国压根不是一个量级。

中国轻重工业一起抓，经济和国防两条腿走路，当年拖垮苏联那一套，搁在这儿也拖不动。

日本栽在汇率上，这个教训中国早就记牢了。

人民币汇率自己拿主意，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地浮动，外头再怎么施压，也不会被逼着猛涨。

5G、人工智能、新能源一路往前冲，“遏制加围堵”越来越不灵。

更关键的是，中国压根没想抢“老大”的帽子，讲的是互利共赢，不玩你死我活。

基辛格晚年反复提醒，中美要避免冲突、多谈合作。

在他看来，与其处处打压别人，美国不如先瞅瞅自家的债务、贫富差距和政治撕裂。

所谓“第五个老二反手干掉老大”，说白了不是谁要动刀动枪，而是历史车轮不跟着谁的心意转。

中国把自家的事办好，世界格局就会慢慢变成多家共治。

前四个老二的结局早已写定，第五个怎么收尾，时间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