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7日,最后一位开国少将王扶之永远闭上了眼睛。104岁,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92年的军旅生涯,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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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扶之生于1923年,5岁那年母亲走了,他跟着父亲给地主放羊、打零工。那时候他叫王福治,陕北红军转战各地路过时,他看见那些兵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还主动扫院子、挑水。放羊娃心里埋下了一个念头:当红军,就不会挨饿受欺负。
1935年7月,红二十六军征兵的文书看着这个瘦弱的孩子,说了一句“大厦倾危,国人扶之”,从此世间少了个叫王福治的放羊娃,多了个叫王扶之的小红军。
穿上军装后,他从直罗镇打到平型关,从东北打到南疆,又跨过鸭绿江。天津城下,子弹洞穿左腿,鲜血浸透裤管,他靠在城墙上指挥,硬是把红旗插上了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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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临津江东岸,美军飞机把防空洞炸塌,他和六名战友被厚土埋了一天一夜,外面的人已经备好了棺材,直到有苍蝇从土缝里飞出,才断定洞里还有活人。获救那一刻,他坚持让重伤员先走,自己最后一个被抬出来。
上世纪80年代初,王扶之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他做了一个决定:上昆仑。不是坐在乌鲁木齐听汇报,不是看材料,是亲自带人翻冰达坂、上海拔五千米的高原,去看看那些常年守在生命禁区里的兵到底过得怎么样。
历时近百天,行程约8000公里,翻越13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冰达坂,他一路往最高的地方走,往最苦的地方走。在海拔5400多米的一处冰达坂,高原反应终于把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逼到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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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人员看见他嘴唇发紫,脸色灰暗,喘气越来越重,走路都打晃。有人实在忍不住了,凑上前劝他:首长,不能再往上走了,赶紧下山吧。
王扶之把手一挥,说:“凡是有战士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语气很平,没有慷慨激昂,说完就继续颠簸前行。劝他的人愣在原地,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他才明白,什么叫把兵放在心上。
途经野马滩时,天色已晚。随行的人知道这里的高原反应比达坂上更凶,夜里尤其危险,都劝他赶路下山。王扶之不肯,执意要留宿一晚。他靠吃药硬扛着剧烈头痛,就着昏暗的灯光,和基层官兵一屁股坐在一条板凳上,一句一句地问,一条一条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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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起初拘谨,后来话匣子打开了,谁家的困难、哨所缺什么、冬天怎么过,什么都往外倒。王扶之听着,记着,时不时点点头。他后来对人说,这次调研就是要了解官兵现状,解决高原戍边的实际困难。没有大道理,没有空话,一个将军在五千米的高原上,用最难熬的一夜,换来了最真实的声音。
1998年离休后,王扶之把一生的征战经历写成了回忆录。他获得过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还有朝鲜的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
可每次有人提起这些,他总是摆摆手。他记得的,自己是黄土高原上那个放羊娃,是那个靠梭镖缴了第一支枪的红小鬼,是那个在昆仑山上不肯下山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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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从陕北荒塬到昆仑冰峰,从梭镖到勋章,王扶之走完了一条漫长而滚烫的路。而那句“凡是有战士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去”,没有刻在任何一块碑上,却刻在了无数后来者的心里,让我们永远铭记这位最后一位离世的开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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