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工匠的时代新生

来源：光明日报

木雕匠人正在进行传统红木家具制作中的雕刻工序。光明日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陶瓷匠人正在画坯。光明日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苗族妇女在集市上向购买者展示自己的绣品。光明日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守望家园】

乡村工匠，无官爵之尊，却有一技之长；无典籍之名，却守世代之艺，将造物的智慧、生活的经验、审美的理念，熔铸于器物之中，支撑起传统乡村的生产和生活。百工兴，则器物精；器物精，则文明盛。

乡村工匠的历史

乡村手工艺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时间非常早。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考工记》，是中国现存最早、最系统的记录手工业技术和制度的文献之一。《考工记》记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百工在国家的行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匠人要审察材料形态属性，整治加工金木水火土等材料，制作成器物。这些能工巧匠就是“百工”。

按照书中分类，当时的百工有六大类三十个工种，如“攻木之工”就有七种工匠，分别称作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梓人等，分管车轮、车厢、弓、兵器柄、建筑、农具、礼器等。当时的社会对工匠评价较高，谓之“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在当时，百工是重要的社会行当，不是末技小道。

以今天的眼光看，乡村手工艺行业，对当时社会的进步，至少发挥了三重作用：在经济方面，通过手工业生产补充主要产业，形成工农牧副渔等相交织的复合经济形态，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方面，手工技艺和制品既有实用价值，又是文化表征，在维系文化认同和民俗传承、呈现中华美学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治理方面，工匠行会、师徒制度等，构成乡土社会的治理网络，工匠精神所包含的诚信、敬业、精益求精等内容，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基石。

近代以来，伴随工业革命浪潮，标准化工业品大量涌入乡土社会，传统乡村工匠与手工技艺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一度走入低谷。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方式迭代升级，大众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发生深刻转变，手工技艺的文化价值和情感价值被重新发现，乡村工匠群体由此迎来传承发展的新机遇。

乡村工匠未来的角色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五个振兴”重点任务，农业农村部联合相关部委出台《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以培育乡村工匠作为落实任务的具体举措之一。

培育乡村工匠，直接关涉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维度：乡村工匠的经济引领作用，对接了产业振兴；专业人才的发掘和使用，对应了人才振兴；打造制品的文化和美学含量，连接了文化振兴；鼓励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和绿色发展，符合了生态振兴；推动以多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规模化生产，带动就业，促进乡村社会治理，接通了组织振兴。

乡村工匠不仅是技艺的传承者，更是乡村多元业态的孵化者。乡村工匠正在打通“技艺—产业—就业—增收”的价值链条，以工匠领办、农户参与、订单生产的模式，把分散的农村劳动力（其中相当部分是妇女、老人、脱贫人口等）组织起来，实现“家门口就业”。工匠牵头组建的生产单位，将个体手艺升级为规模化经营；而品牌的打造，如各地的绣娘、银匠、竹编师队伍，则让乡土技能获得合理市场溢价，一人成名、带动一方。这种传承一项技艺、带动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乘数效应，正是乡村工匠区别于一般技能人才的独特价值。

在业态融合层面，乡村工匠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关键纽带。工匠工作室或作坊本身，就是乡村旅游的体验场景。游客可以看竹编、学扎染、做陶器，把观光转化为亲身体验和深度参与。围绕工匠技艺衍生的研学课程、乡村体验、文创产品、直播电商等，使乡村走向“制造+文化+旅游+服务”的复合业态，延长了产业链，也留住了消费者。

同时，乡村工匠还能活态传承乡土文化。非遗技艺的延续，让村庄有了辨识度和文化自信；工匠“名师带徒”的传习机制，为青年返乡提供了职业路径；工匠精神所蕴含的专注、诚信、创新品质，也在潜移默化中滋养乡风文明。手艺被尊重、文化被看见，农民的获得感，便不止于经济收入。

随着培育体系、职称评定等政策不断完善，乡村工匠将在未来乡村图景中扮演如下角色：他们是非遗传承和创新的驱动者、农文旅融合的促进者、乡村品牌的代言人，助力打造“人人有技术、村村有品牌、业业相融通”的乡村经济新形态。

乡村工匠面临的挑战

乡村工匠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技艺活化与市场需求应进一步精准对接。传统制式、纹样、色彩等，如何转化为符合现代审美趣味的物品，老工艺如何顺应新的生产工艺和环保要求，这些都需要乡村工匠的智慧和应变能力，也需要社会各界，尤其是科技文化界的助力。近些年来，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工作模型，以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合理替代传统方法，已经产生了一些相当成功的经验，比如在宣纸制作中利用新方法克服环境污染。

其次，学校教育和传统学徒制应双轨并行推进，合理配置，使二者取长补短。工匠的技能习得，不光要了解书本知识，还要通过亲身参与和实际操作，积累技能，提升水平。例如山西榆社县古建集团推行“3+2”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融合院校系统古建理论教学与工地“名师带徒”学徒制。在校学习营造规范、研读教材，在古建修缮项目中由资深匠人现场传授彩画、木作实操技艺，工学交替，理论与现场手艺互促互补，实现技艺传承与人才就业一体化。

最后，是个体IP与集体品牌如何协同共建的问题。某些乡村工匠特色品牌，原本具有更多的“地方公共品牌”属性，在个体逐渐闯出名堂后，却引发种种矛盾。这类情况在地方特色饮食和土产加工售卖方面较为常见。如何以点带面地发展好传统手艺，在打造具有较高商业价值的品牌IP的同时，兼顾其他从业者的利益，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需要综合考虑、妥善解决。

乡村工匠与乡村治理

乡村工匠的实践路径，蕴含着适配中国乡村肌理的温和、持久、内生性的特质。

在基层治理层面，乡村工匠以柔性、渐进的方式参与乡村更新，依托本土技艺修复乡村肌理、维系乡土秩序，让乡村现代化建设保留生长性与持续性。这种治理模式规避了文化断层、乡村空心化等问题，诠释了中国基层治理“顺应自然、尊重人文、长效发展”的独特智慧，为全国乡村文化建设提供可持续的发展范式。

中国乡村治理的精髓在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内生发展”，而本土性是乡村工匠工作最核心的底色，也是乡村文化长效建设的根基所在。湖北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余锦绣的艾灸疗法，依托湖北蕲春艾草资源，传承中医艾灸文化，将艾灸技艺融入乡村日常，把乡亲们熟悉的艾草、艾灸转化为易学习、可就业、能创业的乡土生计。不同于外来资本和项目的植入式建设，乡村工匠的所有实践均扎根本土资源、本土文化基因、本土生活场景，是完全内生式的乡村建设与文化治理行为，遵循“立足本土、自我赋能、自主振兴”的底层逻辑。国际社会近年倡导建设“韧性社区”，中国乡村的文化基因中，其实早就自带这种“韧性”。

乡村工匠的本土性实践，构建了“一村一品、一地一韵”的乡土文化格局，让乡村文化建设摆脱了标准、统一的固化模式。这种内生式的基层治理模式，充分激发了乡土社会的自我修复、自我发展、自我创新能力。

乡村工匠工作最鲜明的特质，是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服务民生场景、贴合群众需求，让乡村文化建设不止停留在政策口号，而是落地生根、浸润人心的民生实践。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治理智慧，始终强调烟火气、生活化、群众性，文化建设与社会治理最终服务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安居乐业与精神富足，这一理念在乡村工匠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乡村工匠的实践，不止于技艺传承与乡村营建，更承载着中华美学的乡土表达，将中国传统审美理念、人文意境、生态哲学融入乡村建设全过程。这一范式的意义，已经得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认可。今后其国际范式意义，定将得到进一步彰显。

（作者：朝戈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