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交流情况不妙！高金素梅遭求刑14年，岛内司法争议彻底爆发！

近日，台湾无党籍民意代表高金素梅遭检方起诉，检方要求法院判处她14年有期徒刑。这个数字引起岛内关注，因为她被指控的行为涉及长期参与两岸交流、原住民族地区事务，以及在议会公开表达的政治立场。

老涂认为，14年重刑请求的形成，取决于检方能否把所称的大陆资金、地方组织活动与高金素梅的议会履职联系成具有指令和利益交换关系的犯罪事实。民进党执政下的两岸政治对立，使这些原本分属不同领域的活动被置于高度敏感的安全审查之中，也让此案带有鲜明的政治争议。

高金素梅在岛内政坛有一项特别之处。她没有依靠国民党或民进党的组织提名，长期在少数民族选区获得支持，连续多届进入岛内立法机构。她曾参与演艺工作，随后把大量精力投入部落事务，对日本殖民历史问题态度鲜明，主张两岸交流，也长期批评民进党当局的相关政策。她的民意基础使案件迅速引发岛内争议。

不过，14年的刑期究竟从哪里来，还得看检方提出了什么。台湾高等检察署以涉嫌违反修正前的岛内《国家安全法》、涉嫌职务上收受贿赂等罪名，起诉高金素梅及三名相关人员。检方提出的刑期请求，是对其所指犯罪情节、行为持续时间和责任程度作出的量刑主张，法院尚未作出有罪判决。对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检方还提出了15年的求刑要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案件从约谈走向起诉后，舆论反应急剧升温。原先外界争论的是一名民意代表过去参与大陆交流，为什么如今成为调查对象。起诉之后，争论变成检方如何把资金、地方工作团队与议会上的政治表达连成犯罪指控。对于长期参与两岸民间往来的人，这样的变化尤其敏感。

检方首先抓住的是资金和组织。按照检方公开披露的说法，高金素梅、张俊杰等人涉嫌在十余年间引入约1.7亿新台币资金，相关款项通过捐助部落建设、亲友账户及其他渠道进入台湾，用于地方团队、选区经营和相关活动。在这项指控中，1.7亿是检方所称整个组织运作涉及的资金总额，公开指控并没有把它简单写成高金素梅个人账户收到了同等数额的钱。

检方还提出了一个具体组织名称，叫“祖灵之邦团队”。按照起诉说法，部落工作队与议会团队以同一批人员运转，对外分别开展基层事务和政治活动。张俊杰等人负责联络部落、协调竞选与议会事务，另一名助理被指在两岸之间传递相关指示。检方因此认为，地方活动获得的资金和人力支持，已经超出一般民间交流，成为替大陆有关机构发展组织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从原住民族地区展开调查？因为高金素梅的选民分散在不同山地部落，服务选区需要长期走访，协调教育、医疗、产业及公共建设问题。对于无党籍民意代表，地方工作团队尤其重要。它承担着联系选民、争取项目和维持政治支持的任务。若有持续性外来资金介入，检方就可能据此认定其支持了议员的政治活动，而这些支持又与某些职务行为存在交换关系。

是否构成收贿，取决于更具体的事实。钱从哪里进入、由谁控制、实际用于什么项目、高金素梅知道多少、是否同意接受附带的政治要求，答案各不相同。资金确实用于地方公益，也可能让政治人物受益，但涉及受贿的认定还要说明双方约定了什么。检方把几项事实编成一个整体，辩方则必须拆开不同资金、不同人员和不同事务，说明各自的独立来源。

案件中还有两名幕僚承认相关罪嫌并缴回犯罪所得，检方把他们的供述列为重要材料。这样的证据会增加高金素梅辩护的压力，却也使人物之间的责任划分更加重要。一名助理承认接收指示，涉及的是他的行为以及他所知的事实。能否进一步认定高金素梅也接受指示，需要核对双方是否沟通、相关活动是否得到授权。检方选择重刑请求，资金和团队的关联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更有争议，涉及她在议会究竟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检方列出的议会行为，包括反对部分军购议案、就日本相关机构预算提出质询、针对靖国神社问题抗议、支持课纲调整，以及在两岸和外交议题上发声。检方认为这些活动受到大陆方面指示，且高金素梅利用议会职权配合，影响议事程序。她曾担任程序委员会成员，这个职位参与安排议案审议，检方因此把议程操作也列为涉嫌接受指示的行为。于是，一名民意代表原本公开可见的问政记录，被放进涉嫌接受外部资金并履行特定要求的指控之中。

老涂觉得，这一部分关系到14年求刑能否站得住。议员反对军购，可以来自财政考虑、国防路线差异或对两岸关系的判断。批评日本殖民历史问题，也有她长期参与相关活动的背景。高金素梅曾赴日本抗议靖国神社供奉台湾原住民族先人的行为，长期坚持相关历史诉求。检方要把这些政治选择认定为受指示的行为，就要证明资金支持与特定职务行动之间存在实际联系，不能只凭发言内容与某一方立场相近来判断。

这种联系往往要靠细致的证据建立。例如，指示是由谁发出的，具体要求议员在何项议案中采取什么行动，相关人员是否收到、执行，资金给予是否以这一行动为条件。不同议案涉及不同的政策争议，一项反军购表态、一场历史抗议和一次程序委员会操作，也有不同的性质。检方若能说明这些行为受到同一套资金安排支配，案件的严重程度会得到解释。若只能把多年政治活动集中罗列，刑事指控与政治立场之间就容易产生混淆。

高金素梅公开回应，自己没有为大陆方面发展组织，也没有收取陆资。她强调反军购、抗议靖国神社和课纲相关意见都是长期主张，并称没有收受对价。她还质疑，检方在对她进行讯问后很快起诉，案件的资金流向和行为时间存在问题。她的回应与检方主张形成直接冲突，双方争执集中在政治观点形成的过程，具体涉及有无他人出资、发出指示以及高金素梅是否接受。

这也是本案与一般收贿案不同的地方。通常讨论职务受贿，社会容易理解金钱与特定行政许可、工程项目、采购决定之间的交换。而这里涉及的是议会发言、预算质询、政治倡议和程序安排。议员履行职务本来就需要表达政治立场，立场可能受到选民、政党和社会组织影响。要把这类活动上升为犯罪，证据必须能够显示政治支持越过了合法倡议的界限，变成有约定、有接受、有执行的利益交换。14年的求刑请求，恰好把这道证明责任推到了公众面前。

国台办此前回应她被约谈一事时，发言人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当局操弄司法、制造“绿色恐怖”，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人士。大陆方面关注的是两岸正常往来会不会因政治立场而遭到追究。岛内检方则主张，案件涉及境外资金、组织发展和职务行为交换。两种叙述在高金素梅的经历上发生激烈碰撞。

再往下观察，案件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政治反应，还因为高金素梅拥有长期、独立的选民基础。她既参与原住民族事务，又经常在军购及两岸议题上提出反对意见。把这样的人物作为国家安全案件的被告，其他从事两岸交流的地方团体、社会组织和民意代表，自然会重新评估自己的活动风险。检方起诉的对象是一名具体的政治人物，公众关心的却包括正常交流与违法组织活动究竟如何划界。

张俊杰另因助理费案件受到追诉，并在交保后逃匿，检方据此对他提出更重的刑期请求。高金素梅则认为，检方处理其案件过于仓促，并质疑相关责任被扩大到自己身上。两人的处境和行为差异，也使14年的求刑需要说明她究竟承担了哪些责任。此前的助理费案件与此次国安及收贿指控属于不同诉讼内容，社会争议可以相互影响观感，法庭仍须分别认定事实。

老涂认为，高金素梅被求刑14年所引发的争议，根源在于检方试图用一套国家安全与受贿指控，解释她长期的地方活动及政治行为。若有资金交换和执行指令的证据，就应由法院审查其具体内容。若政治立场和正常两岸交流被直接当作犯罪依据，司法权威与议会表达自由都会承受损害。决定14年刑期能否成立的，仍是每笔资金、每项指示与高金素梅职务行为之间能否形成经得起审理的证据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