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山乎？贼巢乎？20世纪初千山与辽东半岛地方秩序

千山山脉，远祖长白，走向西南，迤逦蜿蜒。主峰突起辽南，奇峭插天，峰峦诡异，正侧殊状，巀嶪蓊鬱，备极化工之妙。有九百九十九峰，以其近千，故名千山，一名千顶山。遥望之若白莲接天，亦名千朵莲花山或千华山，简称千山。其峰峦秀丽独胜辽左，曾经名人品题，为辽东第一山。

1920年代末，一位辽阳本地出身的读书人刘伟华开始了他对于辽左名山千山的调查和记录，调查记录的结果成为了千山的第一部专志《千华山志》。在志书的开端，他这样概括千山的位置与形态。这段描述中，千山“远祖长白”、“独胜辽左”，为“辽东第一名山”。为何刘伟华会用这样的笔触描写千山，千山和辽左的地域社会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本文将详细梳理刘伟华描述背后的文字传统和历史脉络，进而分析描述与现实中的差异与张力。我希望通过重构千山在这一时空之中的位置，反观20世纪初辽东社会中自下而上的秩序及其面貌。

刘伟华

千山的位置：命名、地理与意象

刘伟华的书写背后有一个关于千山的书写传统。这些不同时期累积而来的书写传统与千山的开发进程不断互动，也与各个时期不同政权对于辽东半岛的认识和管治相关。

在千山被命名之前，已经有材料提及这里的若干寺庙与王朝国家之间的关系。最早的叙述是金人王寂的游记《鸭江行部志》。在这部游记中，王寂讲到明昌二年（1191年）初的一个风雪之夜，他夜宿灵岩，访问了金世宗完颜雍之母贞懿皇后出家修行之处，随后又于次日拄杖游龙泉。灵岩、龙泉均是日后千山的重要禅林，而王寂的记载又说明了这些禅林与金代王权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在王寂落笔之时，千山作为集合众多禅林又有山水景色的名山的整体形象还没有建立起来。在王寂的记载后，有元一代，辽阳城外的祠庙碑记零星提及“千山”字样，这也证明了千山在元代被命名，并成为了地区信仰圈内的一环。到了明代，由于卫所驻防带来的王朝国家秩序和地区贸易的发展，当地的卫所官兵学生捐资修建了千山内的多座庙宇，并留下碑刻和游记等更多关于千山风物的文字记载，千山本身而非在千山的寺院，开始成为“辽左名胜”和读书人书写的对象。嘉靖四十四年《全辽志·山川志》中也记载了千山，在这段叙述中，千山的地理与卫所城防相关联，历史也与唐王东征等具有正统性的中原王朝国家联系起来：

千山在辽阳城南六十里，世传唐王征高丽，驻跸于此。峰峦秀丽，独盛辽左，骚人墨客题咏尤多，中有大安、龙泉、祖越、中会、香岩诸寺。

这段记述通过辽阳城的位置描述千山，并将其奉为“独胜辽左”，然而他所描述的范围从地理上看，实际上仅仅是寺庙禅林聚集的千山西北麓，即面向卫所的部分。也就是说，在编写志书的读书人看来，千山的范围就是通过这些与卫所官兵有关的寺庙以及在卫所中任事的读书人的题咏锚定的。然而，山地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和难以判断的，并不因读书人及其背后的王朝国家的命名而阻断。文字所未尽之处，并不意味着无人居住和没有自下而上的组织。

《辽东志》中的辽阳城与千山

明清易代之际，由于地势复杂，难以统治的山地也成为明朝与后金力量角逐的地方。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年），败退皮岛的毛文龙余部潜入千山，招抚僧人祖宁，携200余人经皮岛逃亡朝鲜，其中包括一名女真人。这一事件反映了女真在辽东半岛建政之初对于部分山区统治的薄弱。随着女真政权对于辽东半岛控制的增强，千山也渐渐被纳入统治之中，皇太极改元“大清”的同时，他便向大安寺拨僧十名，给衣粮。随后崇德五年（1640年），他又向龙泉寺拨僧九名，给衣粮。

迁都北京之后，千山作为龙兴之地的山川，仍为清廷所重视。在康熙第二次东巡时，皇帝特意绕道驻跸千山，降香赐银千山寺僧，并题咏三首，分别赞颂了千山的景观以及祖越、龙泉二寺，这一时期的千山是以佛教名山和奇观所在的意象存在的。雍正十年（1723年），香岩寺重修之时则将千山的位置描述为“南连海岱，北倚湘平，西通巫闾，东接长白”。随后，乾隆亦出于致敬祖父的目的在东巡中多次题咏千山。在《望千山》一诗中，乾隆皇帝这样写道：

我闻古来称奥区，必有名山为作镇。

况兹辽阳实天府，羲经已兆帝出震。

长白巫闾众所瞻，千山亦复高千仞。

设在晋郊鲁甸间，太华泰岱应齐峻。

我来谁邑揽形胜，南望巑岏映青润。

朝岚夕霭俨相接，峦光峰态如堪引。

龙泉祖越久闻名，灵迹相传半疑信。

何时长啸观沧海，千仞冈头衣试振。

必须指明的是，乾隆本人并没有真正到过千山，因此他的千山论述一方面是因袭康熙既有的论述，强调龙泉、祖越二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再一次强化了千山与长白、医巫闾山等在清朝王朝国家的系谱中更具神圣性的山脉之间的联系，又将其与泰山等中原传统中的圣山相比较，大大抬升了千山意象的位置，千山渐渐成为与医巫闾山相对的辽东第一名山，并与具有神圣性的长白山相衔接。与明朝卫所中的读书人相比，清朝皇帝们眼中的千山虽仍以寺庙为中心，但同更广义的龙脉相衔接，也是王朝国家统御辽东的重要象征。但这一时期千山的意义和范围仍与辽阳城相联系，并与诸多名胜的塑造有关，《古今图书集成》中《千山部汇考》一文对于千山位置与景观的描述便可见一斑：

千山在今辽阳州城南六十里。上有莲子、弥勒、净缶、 钵盂、海螺、卧象、漱琼、鹁鸽诸峰。有罗汉洞二。有祖越、 龙泉、香岩、中会、大安五大寺及仙人台诸胜境。辽东 多山，以此为最。

盛京通志中的千山图

日后，《盛京通志》等官修方志也仍沿用这一叙述。与朝廷对于千山意象的书写同时进行的是辽阳、沈阳等地的地方士绅和官员对于千山的关注。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尽管清代的统治中，以长白山为核心的关外神山是正统性塑造中的关键环节，但朝廷对于这些山川的控制和认识依然深受现实的交通条件和统治能力的限制。在罗芙芸（Ruth Rogaski）和赖毓芝的研究中都呈现出这一点：被视作神圣性核心的长白山范围广阔，但却难以到达。相比之下，辽东地区的山脉易于企及，但朝廷的控制力量也仍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因此，寺庙不仅仅是朝廷和地方官员书写千山的关键，也是朝廷控制山地地区的中介，千山的多座佛寺重修都有盛京僧录司的参与，寺庙也控制辽阳城中及周围乡村的大量田土。

可以说，佛教不论是在朝廷树立正统上，还是在地方读书人的观感中都是清中期及之前的主流。然而在千山正统的塑造之外，千山所衔接的更广义辽东山地地区地方社会的秩序却以另外的面目展开运作，这些组织在千山碑刻中面目相对模糊，但并非无迹可循，例如龙泉寺等多个碑刻中可以看到“会首”字样，尽管无法获知这些会首具体的生计模式和组织形态，但或许可以猜测，这些会首同当地的资源开发有关。

对于清帝国的朝廷来说，辽东乃至整个关外的山是“封禁”的对象，也是人参等系列重要资源的来源。资源开发所联系的是一套自下而上的秩序，长期以来，这一秩序难以在文字史料中呈现，直到王朝国家所主导的秩序被全面地挑战。

匪与僧：地方秩序的变动与千山佛教系谱的再编

通过战时的情景，或许有机会看到这套自下而上秩序的存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军自平壤经安东、宽甸的山区直下辽东，千山及附近的辽阳县城岌岌可危。在这一局面下，当时辽阳知州徐庆璋便试图整合山区中的团练，将其纳入官兵，以弥补八旗驻防的不足。徐庆璋找到了长期在吉洞峪承办“会务”的徐珍，徐珍的墓志铭这样追溯这一过程：

公讳珍，字聘卿，辽阳城东南兴隆沟人，读书略通大义。吉洞峪者距沟廿余里，为乡人办会之所。公年十九，列席会务，出言惊其长老。甲午中东之役，州牧徐公巧斋稔知公能，委办吉洞峪一带团练，防守要隘，是时听公驱策者多至三万余人，布防设伏，规划井井，敌军不敢犯。而吉洞峪乡团之名，至是乃著于中外。会将兵者，忌公名高，乃以重农名，散团归里，防务遂不可问。庚子拳匪之乱，长吏弃城，盜匪蜂起，奉省无宁土，独辽、海、凤、岫四城交界犬牙相错之地，凡数百里赖公坐镇，无风鹤之惊，遇有伏莽窃发，则捕获而置之法。甲辰日俄之战，两邦将帅惧公为左右袒，尝遣辩士来致结纳之意，而我国之主兵者，亦不时派员侦伺动静。

墓志铭中提到，徐珍长期在辽阳、海城、凤城、岫岩四城犬牙交错之地——也就是千山所处的山地办会。长期办“会务”的徐珍，能够快速集结起三万余人，屏退日军，之后的庚子义和团、日俄战争两役中，也正是徐珍坐镇其间，妥善维持了地方秩序。为何徐珍有能力快速动员起如此众多的人物，在官府力量长期所不能及的山地形成与日军相抗的战力呢？一个极大可能的猜测是，在官方所塑造的正统的千山背后，长期存在着与徐珍以及背后类似的地方会首所维持着地方秩序。尽管他们被文字史料描述为战时临时结成的“团练”，但可以想见其背后的动员力和历史在更长时段中的作用。有了甲午、庚子、日俄三役的经历作为铺垫，在清末新政以来办理一系列基层自治事务的背景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任锦州知府王采丞进入千山与徐珍晤谈。徐珍则由此协办新政并加入谘议局。徐珍的案例既说明了山地中长期存在自治组织，亦说明了官府对于千山及周边的控制到了清末已经不再满足于集中在寺庙，并由寺僧所进行的田产等经济资源的间接控制，而倾向于对掌握暴力的地方当权者的吸纳和统合。

随着清朝对于千山以及周围山区看法的转变，寺庙的权威也在下降，在新政期的庙产兴学等政策的背景下，千山中几大寺院的寺产都为新式学堂或原本承租庙产的会首所占取，在官军眼中，寺庙原本维持田产的武装也被视作不与正序良俗相协调的“匪类”。1907年——徐珍接受招抚的次年，《盛京时报》上刊出一则“怪现象”，显示出这一秩序的张力：

某君来函云刘弹子著名巨匪也，前在吉林拒毙冠军五六名，逃回辽阳潜藏于千山一带……闻贼远遁，乃带队上山，便搜寺院，刑逼其监院长老，谓其与贼同，然后纵兵搜掠，饱载而归。

这一类对于千山“匪类”的叙述应放在新政时期官府亟需扩充税源、扩大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又无力控制的背景下理解。原本与官府能够配合的团练、寺庙等其他掌握秩序的当权者或机关部分与官府配合，成为新政期的新精英；又有部分无力配合，则沦为“匪类”。而“匪类”在秩序变动中，往往成为革命党人动员的对象，参与到对于旧秩序的颠覆中。僧、匪或者士绅这一类标签，往往取决于他们与新政时期官府的关系。清朝覆灭后，千山更是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报章舆论中的“匪贼”之渊薮。在这一局面下，千山的多个寺院多显现出颓势，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

为拯救寺院的颓势，寺院的主事也不得不动用新的话语以维持寺庙的存续。新国家下的新组织、新精英成了寺庙联合的对象。1912年，民国成立后，位于千山西南麓的海城县城内成立海城佛教协会，其中会长、副会长均为千山中会寺、香岩寺法眷。二人圆寂后，龙泉寺监院安宏则成为新一任会长。不仅如此，1927年，龙泉寺开展大型的重修活动。在重修碑记上，龙泉寺的住持子常特追溯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且将这一历史与王朝国家的历史以及新国家的新话语联系起来：

且千山为东省之名区，龙泉乃千山之古寺，读庙古碑，梁武时建相沿至今，僧庙犹存，远年无论，不必多赘。至民国成立以后，不但万国公议信教自由，曾有奉天省长指令保存千山圣迹条例在案。是知该处所当加意维持，不宜漠不相关。盖现在龙泉寺内旧有经舍一座，所贮经文六千七百八十余卷也。然而佛经虽为出世至宝，若非坚室收贮，难免不有毁伤。及民国十二年，僧为住持庙务，以见经房年久凋敝，若不更修，势将倒陷。故惜三藏为历代古迹，一旦损失，不惟该寺内住持负责，即庙僧众未免担咎，但动需款非空谈耳，故拟别无他术，只可募化四方。由斯僧赴滨江面谒将军朱子帅，蒙帅慨然慈许，遂到奉天径将修工需款嘱托辽绅于云章大人，大人介绍彭总办、王省长、孙道尹共助奉小洋一万八千元整。嗣钱法毛荒不足，僧又循方募化，所感伟人惠施多寡，谨列芳衔于后。

在这段碑文中释子常特意强调三点：其一，民国公议信教自由，奉省省长有《保存千山圣迹条例》，强调千山应加以维持是具有当时的政治依据；其二，龙泉寺有大藏经乃至于各类经文六千七百八十余卷；其三，寺僧在东省各处化缘，得到了滨江省的朱子帅即朱庆澜，辽绅于云章即于冲汉以及彭总办即东三省官银号总办辽阳士绅彭贤、王省长即王维宙、孙道尹即孙钟午的捐资，与当时统御奉省及吉黑两省的权贵密切相关。

释子常的讨论看似平淡，实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强调了龙泉寺的重要性。首先，他将大藏经的历史追述至明万历年间，强调刻印大藏经是万历朝笃信佛教的李太后主导的行为，并将龙泉寺内一块万历朝的“敕建龙泉”匾额与大藏经相联系，强调寺院的正统性不仅仅在于清代一家一姓，更可以早推至明朝。而他所罗列的从朱庆澜到孙钟午等当时贤达，不仅仅是掌握政治军事权力的强人，更与这一时期东三省佛教教派的重建密切相关，正在释子常开始重修龙泉寺的几乎同一时期，1921年，朱庆澜在哈尔滨主持修建极乐寺，并招揽奉天地区的高僧倓虚大师担任主持；1922年，孙钟午等人支持倓虚大师在长春创修般若寺，在营口创修楞严寺。朱庆澜、孙钟午等人与倓虚大师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或与个人信仰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希望打造出一个有效地抵制日、苏势力的“中国式的信仰”，而倓虚大师所主张的新佛教则成为了他们能够利用的资源。释子常并非倓虚大师的弟子，但他通过人际上的联系为龙泉寺获得了支持。

马贼·义勇军：道教系谱的建立与地缘政治

与此同时，道教的力量也开始凸显。据《千华山志》归纳，清嘉道年间之后，千山开始出现更多供奉三皇、灵官等道教神祇的宫观。然而这些宫观并不为当时的读书人所重视，也鲜见于游记、方志之中。道教系谱的建构同样与1900代以来千山所处地区的区域秩序、地缘政治格局乃至整个北方道教界在其中的位置有关。千山道院之滥觞是无量观。《千华山志》这样追溯他的创建：

慈祥道人（吴教滋）咏无量观诗谓，开先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兹参证其沿革如次：

张玉书游记：去振衣冈又里许，历危磴数百级至巅，凿壁为斗室，颜日“无梁”，昔有老僧常栖宿其地。

陈梦雷游记：欲乘兴上莲花峰，觅所谓无量观者。观以砖累成，无栋榱之制，故号无梁。方广仅五、六尺许，可容四人促膝。子端与道人东向瞑目坐，费、席二子亦学内视。

王尔烈弥勒峰诗注：无梁观在莲花峰上，今人亦莫知。自罗汉洞北望之，其形俨然菡萏也。又三寺（三寺为龙泉、祖越、香岩）纪景句云：“有洞窈而曲，无梁阻且修”（自注无梁观）。

慈祥道人无量观诗：“仰溯康熙壬午年，千山道院记开先。”

然而，若仔细考究这段追溯，则可疑之处颇多。慈祥道人吴教滋是咸丰十年（1860年）创修慈祥观的开山祖师，他的诗中所说的康熙壬午似乎更接近追述而非亲历。而且，慈祥道人所建的庵堂就在日后无量观的范围之内，可知他的追溯很有可能是为了自己建立安堂而寻求依据。

反观《千华山志》中征引的在康熙年间有经验游历千山的张玉书、陈梦雷笔下，无量观似乎是“老僧栖宿”之地，偶有道人东向瞑坐，但无法确定已经在此有成规模的道院，年代稍迟的王尔烈更是只着墨于罗汉洞、龙泉等寺的景观，而无量观仅在注释中一笔带过。对于无量观较为集中的匾额均在光绪之后，较为系统的记载最早出现在1927年刊印的《辽阳县志》中，因此可以推断，无量观的盛况的萌芽也约莫是在19世纪末期，在无量观南面石壁上有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在甲午后的勒石“攻凤攻海功成一篑”。结合前文所讨论的甲午战争中的山区秩序，或许可以推测无量观规模的扩大与甲午之际区域秩序的变动有关。但更为关键的人物可能是在奉天省城活跃的名道葛月潭对于无量观的关注和开发。《千华山志》如是描述葛月潭的生平，由于这一描述与千山道教的谱系乃至其与地域社会的关联密不可分，故径直录文于下。

月潭，俗姓葛，道号明新，字月潭，别署枕流道者、震庚道人，八旬晋一时自号九九翁，沈阳太清丛林方丈也。生于清咸丰四年二[月]初六日寅时，祖籍山东邱县张庄。髫龄时家境中落。咸丰八年，随家迁北平。明年来沈，境益坎坷，乃寄身斗姥宫。同治六年丁卯，发心出家，度师赵圆仪授以心法。同治壬申，斗姥诞日冠巾，冠巾师千山青云观李圆龄。同治甲戌，年二十一，秋七月受龙门正宗十九代律师张圆璇坛下天仙大戒。光绪元年乙亥，赴北京参访，住白云观，任客堂知宾，一时名流多与交游。光绪二年丙子秋返沈，任太清宫知客。光绪卅三年春，举为监院。民国三年，诸山公举为太清丛林方丈。同年秋，开坛传戒，现身说法，得戒子三百。十年辛酉，再登坛得戒子四百。十八年己巳，三次传戒得戒子五百，宗风大振。又，光绪辛丑，创立初等学堂，招贫困子弟入学，概免学费。复慨道教乏人，乃立宗教粹通学堂，招青年道士肄习经典，玄学大道於以昌明。民九、十，直鲁旱灾，方丈痫瘵在抱，发心救济，作书画千幅，售款悉赈灾区。大总统颁额奖之。方丈晚年精神矍铄，栖真味道之余仍喜作书画，乐斯不疲。岁在甲戌，八旬有一，神明如昔，十一月初九午，招群弟子嘱咐他日事毕，索纸写兰一幅，题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仙槎。挥尘东溟去，云天到处家。”（此画赠弟子刘伟华以为永念）复展纸书云：“俪然脱却有形身，蝶梦蘧蘧幻亦真。心似闲云任去住，休将泥爪问前因。”又书“道心惟微”四大字，留与道众。嗣更衣端坐，延至申时，羽化而登仙矣。道腊一纪，戒腊六十夏，霞灵驻世八十有一载。嗣法弟子邢真彻等赴告于世，虔修道场。腊月，浮厝斗姥宫本庙。翌年仲春，弟子岳崇岱（东樵）送龛入千山无量聚仙台上方丈生前自建之石塔。藏蜕佳城，神灵以妥，与名山并寿，世称葛公塔云。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葛月潭与千山法脉的联系，以及传戒三次，弟子千人以上。不仅与奉天乃至整个北方道教界的密切联系，更掌握了游走道俗二界的力量。文中提到的葛公塔，即葛月潭的坟塔，上面有包括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奉政商人士的题字。塔铭不仅证明其建设是由张学良出资支持，更进一步说明葛月潭的力量之强大，除了上文已经介绍过的功德之外，更有如下事迹：

民国十六年，北京白云观庙产被京兆尹查封，公（葛月潭）与吴兴帅有益甚厚，因浼兴帅转请张大元帅（张作霖），谕令京兆尹封产悉数偿还，迄今白云观香火犹新，皆公道力所庇护也。

为何葛月潭有如此之大的权威，并跨越政商各界？这是因为自义和团事件以来，以白云观为首的京城道教界就同朝廷、日人均保持密切关系。在日俄战争的局面下，白云观的方丈高仁峒更是出面请求日本公司致信日军少将，保护包括奉天省城的太清宫（即日后葛月潭担任主持的宫观）以及千山内部的道教产业。碑铭中所述的故事，其实反映出葛月潭通过与奉系的密切关系，在张作霖入住北京的局面下，已经成为北方道教的领袖。在这一背景下，葛月潭选择千山作为埋骨之地，又与他同日本人的关系密切相关。

前文带过，千山在19-20世纪之交成为了舆论中匪贼云集的地方。但也成为了日本关注和开发南满时关注的地方，早在日俄战争中，在白云观方丈的协调下，日人已经出面保护千山的道教宫观。1909年，日人刚刚攫取南满铁路支线权利不久后，当时大阪每日新闻社社长就已经访问千山、汤岗子等山区地带。这一关注不仅仅限于军方、大企业或者媒体，更与当时日本流行的大陆浪人的行动主张有关，尽管对于中国的理解各异，但他们的共性关注中国各地的山川地理乃至于秘密社会，并希望通过能够建立这些联系，进而撬动中国的变革。千山，在这一时期，作为秩序不稳的山地，自然也得到了当时关心大陆局势和“满洲”问题的日人的关注。

在当时的大陆浪人的眼光中，无量观是修行的核心。日人眼中的葛月潭，具有与中文叙述中截然不同的面目。根据渡边龙策的讨论，在当时来中国的大陆浪人中，葛月潭被视作“马贼王”，无量观则被视作“马贼的圣地”。其中尤以小日向白朗（中文化名尚旭东）与葛月潭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葛月潭所处的道教网络并非仅仅是一个宫观之间的系统，更与华北以及东北的秘密社会网络紧密相连。这一点，从小日向白朗的轨迹可以管窥，在他个人的回忆中，他这样追溯他前往千山拜师的过程：

从热河、察哈尔到华北，一路被追逼至此的我，终于逃到了奉天。在那里，许多伙伴请求与我结拜为兄弟，但我心中只有走投无路的绝望与无处发泄的焦躁。我的脑海里只想着尽快赶到无量观，去找葛月潭老师。⋯⋯在此，我必须谈谈“无量观”及其“道教”。自古以来，中国民间那些反抗官僚政府的种种秘密结社与革命组织，无一不受到道教的思想影响，同时也利用了道教的教团组织。早在山东及东北一带活动的秘密结社——红枪会、大刀会等，也都处于这个道教教团的支配之下。

小日向白朗的记述反映了大陆浪人对于中国秘密社会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一看法中包含着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会。在这样的秘密社会观之下，小日向白朗拜葛月潭为师，并且在葛月潭的隐蔽下组织武装。

然而，与此同时，葛的另一位弟子刘伟华在《千华山志》中则书写了截然不同的千山像。他在山志中将无量观塑造成古朴脱俗的圣山，山中道士风餐饮露，不问世事：“千华深山道士生活俭素，风习太古，计日方法朴拙简单……山中无历，日岁尽不知年也。”

刘伟华和小日向白朗笔下的无量观与千山形成了对照。一面是佛道并立的圣山，一面是马贼的圣地。这种二重性与千山所处的地缘位置有关。从小日向的案例中，可以推测或许对于葛月潭来说，千山不仅因其地形占据优势，也临近日本人着力开发的鞍山矿区，是可以衔接日奉之间维持自己地盘的缓冲地带。而从葛公死后的极尽哀荣和刘伟华对于无量观的书写则可以看到，葛月潭则正是依傍着这种日中之间、道俗之间、官匪之间的弟子网络，维系着他在千山的政教权威。

伪满康德七年（1940年），时辽阳县史迹名胜保存会发行《史迹名胜之千山》一书，在其中将无量观与龙泉寺并峙，并且推重千山为“满洲第一名胜”。自此，在道士与伪满当局的协力下，千山佛道并峙、辽东名山的形象正式确立，并绵延至今。

余论：圣山乎？贼巢乎？

在19-20世纪中，千山的秩序转变并非孤立的过程。在整个东北地区，长白山山脉各处，都有类似的自治组织，这些组织有些被吸纳，有些被遗忘，还有些被剿灭。例如，在千山叙事中，常常被忽视的一环是，清初广东博罗出身的僧人函可曾经被流放到此，并且组建诗社。这一故事既不能嵌入清代的圣山叙事，也不能接榫到日人津津乐道的马贼名山的形象之中，因此时常为人所淡忘。

作为清代的圣山，清代朝廷一直希望赋予长白山以神圣性，以通过礼仪的建构、寺庙的祭祀不断强化这种神圣性，与其相连的辽东各山也同样“受益于”这样的神圣性建构过程。尽管，在封禁的局面下，朝廷对于山地的控制是有限度的。在18-20世纪初，这些有限度的自治尚能与朝廷的管制达成某些微妙的平衡。然而进入20世纪，在更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和日益强化的国家权力之下，千山的旧有秩序不得不采用新的语言与清、奉、日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国家权力互动。但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旧秩序处在一个联通了华北、东北和蒙古腹地乃至于日本的跨地域网络中，这个网络采用宗教的语言也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但目前从现有材料可以勾勒出的故事提示：千山如今呈现出僧道二元的图景，其背后正是不同时期的国家力量和自下而上的民众力量交织的产物。在清初呈现为国家正统的佛教，到了清末被新政期的官府视作匪类；而到了20世纪日益重要的道教，表面看来是秘密社会和大陆浪人自下而上的运作，实则与奉系、日军的国家力量密不可分。

本文通过对千山历史的简单梳理试图重新思考王朝国家统治边缘的区域在20世纪的历史契机中的角色。山，长期以来在王朝国家的视野中是难以控制的区域，那些希望逃避统治的人们或是进入山上，或者进入水边，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自由。在朝廷眼中，这些不可控的人是“贼”“寇”或者“蛮”。到了20世纪初，希望改变旧秩序的人们，于这些逃避统治的行为保持乐观，认为其中蕴涵着新秩序的可能。然而，这样的秩序在多大程度是新瓶旧酒，多大程度上撬动了帝制中国的统治逻辑，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史料：

《朝鲜王朝实录》

陈梦雷撰：《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千山部》。

李大伟主编：《辽阳碑志续编》。

辽阳县史迹名胜保存会编：《史迹名胜之千山》。

刘伟华著、辽阳市档案馆编纂：《千华山志》。

路世辉、富品莹编辑：《鞍山碑志》。

王寂著：《鸭江行部志》。

《盛京时报》

2、著作：

Enatsu Yoshiki， The Banner Legacy : The Riseof the Fengtian Local Elite at the End of the Qing（AnnArbor: Centre for Chin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4）.

RuthRogaski ed，Knowing Manchuria:Environments， the Senses， and Natural Knowledge on an Asian Borderlan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2）.

傅海晏：《北京白云观与近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谢健著、关康译：《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赵军：《日本“大陆浪人”与侵华战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

渡边龙策：《马贼社会志》（东京：秀英书房，1981）。

3、论文：

张士尊：《千山灵岩寺考——〈鸭江行部志〉沿途纪事杂考》，《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刘达科：《王寂二行部志中佛教史料举隅》，《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赖毓芝：《图像、调查与翻译：制作长白山“瑞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25年3月。

王佳：《辽宁千山金顶毗庐派的法脉传承和宗派特点》，《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1期）。

杨之水（上海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