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为何不设立史官？那蜀汉的历史是怎么传承的？

一个王朝坐稳天下之后，除了定国号、封赏功臣，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忘，就是设立史官。古人相信，一个正统王朝不能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就像一个人不能不知道自己从哪来。

可三国时期的蜀汉偏偏是个例外。陈寿在《三国志·后主传》里写了一句“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意思是蜀汉没有设立史官，所以连天灾异象都没人记录。这就很奇怪了，蜀汉虽然只是割据政权，但一直是以汉室正统自居的，按理说应当比谁都更需要用历史书写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可它为何偏偏没有把官方修史当回事？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头说起，看看史官这个职位最早是怎么来的。

史官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就有“作册”的记载，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还出现过作册吾、作册丰、作册般好几个具体的人名。这些作册官主要替天子起草和宣布册命，相当于王室的秘书长。那时候的史官还没有从巫祝的体系里完全独立出来，一个人既要管占卜祭祀，又要记录文字档案，身兼数职。

到了西周，史官的地位就高多了。周王室的太史是朝中最显赫的官职之一。据《左传·襄公四年》引述，西周初年辛甲曾任太史，清华简《耆夜》里直接称他为“辛公甲”，跟周公、召公、毕公并列称公。一个史官能升到公爵的位子，可见周王室对这个职务的重视。

周太史的职责也比商朝的作册要宽泛得多，不光要记录天子的言行、保管国家的典籍档案、起草重要的册命文书，还要兼管天文历法和祭祀礼仪。后来周天子势微，诸侯崛起，各国也都学着周王室的样子设立了史官。齐国的太史，晋国的董狐，楚国的左史倚相，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史官。

历朝历代都把修史当成头等大事，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一个正统王朝，不光要有军队，有制度，还得有自己的历史记录，证明自己是承接天命的正统。正因如此，蜀汉没有官方修史这件事，才显得格外刺眼。而陈寿在写下“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之后，还补了一句，说诸葛亮虽然善于治国，但在这类事情上考虑得不够周全。这话表面上是在惋惜，实际上把不设史官的锅直接甩给了诸葛亮。

可这话经不起仔细推敲。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曲笔》里就专门批过这件事。他说，如果蜀汉真的没有史官，那《三国志》里记载的那些灾异又是谁记下来的？比如秭归出现黄气、群鸟堕入江水、成都报告景星出现、益州传言没有宰相气，这些记录从哪来的？灾异观测和记录本来就是史官的分内之事。既然这些记录都出现在史书里，说明蜀汉肯定有人在做这件事，怎么能说“无史职”呢？

除了从灾异记录反推，刘知几还进一步推测到“陈寿这么写，可能夹带了私怨”。陈寿的父亲本是马谡的参军，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街亭战败后，诸葛亮依法对陈寿的父亲处以髡刑。刘知几据此认为陈寿记恨诸葛亮，所以故意在史书里贬抑他，说蜀汉连史官制度都没建立，暗示诸葛亮治国能力有缺陷。当然，刘知几的判断也有争议，但至少提醒我们，陈寿那句“蜀无史职”，不能全信。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陈寿年轻时就在蜀汉做官，职位是东观秘书郎。东观是东汉以来国家的藏书楼和档案馆，朝廷的重要档案文献都存放在那里。东观秘书郎管的正是图书典籍和档案整理。如果蜀汉真的连一个史官都没有，那东观里堆的那些档案又算什么？总不能说，蜀汉花了这么多人力物力，就养了一个跟历史记录完全无关的机构吧。

所以更合理的解释是，蜀汉不是完全没有人记录历史，而是没有像曹魏那样建立一套正规的史官制度。曹魏有专门的太史令，负责记录史事和奏报灾异，东吴也有类似的官职。蜀汉可能把档案整理的职能分散到了东观、秘书郎这类机构和官职上，没有集中成一个专门的“史职”体系。诸葛亮治蜀，主要精力都放在北伐和内政上，对文化制度建设确实没那么上心，这一点陈寿也没冤枉他。但说他完全不设史官，就有点言过其实了。

不过，史官制度不健全，也导致蜀汉的官方修史和档案整理都不成体系，留存下来的材料很不完整。没有专门的人常年记录，很多事情过了就过了，没留下来。所以陈寿在写《三国志·蜀书》时颇费功夫。

陈寿是巴西安汉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南充人，是土生土长的蜀地学者。蜀汉灭亡时，他才三十一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作为一个亲历蜀汉后期政治、又亲眼看到蜀汉灭亡的人，他手里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他想研究蜀汉历史的学者所比不了的。

陈寿的材料主要来自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他自己到处搜集的蜀地旧闻。因为没有现成的官方史书可以抄，他只能像做田野调查一样，四处走访蜀地的遗老，搜集那些零散的、没整理过的文字材料。第二个是官方留存下来零零散散的档案。第三个是他自己亲手编过的《诸葛氏集》。陈寿四十八岁的时候，中书监荀勖和中书令和峤让他整理诸葛亮的文章，他编出了二十四篇的《诸葛氏集》。在编书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大量蜀汉丞相府的原始文件，这些材料后来都融进了《诸葛亮传》里。

除了陈寿自己的搜集，蜀地本土学者的著述和口述传承，也是蜀汉历史得以留存的重要来源。跟陈寿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还有个叫王崇的蜀人，也写过一部《蜀书》，可惜后来失传了。到了南朝刘宋的时候，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引用了大量今天已经散佚的材料，像《魏略》《九州春秋》《汉晋春秋》《襄阳记》等等。这些书里关于蜀汉的记载很多就来自蜀地人士的私人著述和口述传承。

跟《魏书》《吴书》比起来，《蜀书》的史料完整程度确实要差一截。最明显的就是人物传记太简略。曹魏那边，曹操、曹丕、曹植的传记洋洋洒洒，内容非常丰富。东吴的孙权、陆逊，也都有详细的记载。可蜀汉这边，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合传才一卷，庞统、法正合在一卷，很多重要人物的生卒年都搞不清楚。这不是陈寿偷懒，实在是他手里没那么多材料。而且陈寿写史的态度总体上是严谨的，他不会像后世的小说家那样随便编故事。他手里缺材料的地方，宁可写得简略一点，也不瞎编乱补。

后来裴松之作注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拼命从各种散佚的书籍里找材料补充，今天我们看到的蜀汉故事这么丰富，很大程度上是裴松之的功劳。

当然，陈寿也有他的局限。他作为蜀汉的旧臣入晋，写晋朝承继的曹魏正统，那就只能把蜀汉放在割据政权的位置上。他把刘备、刘禅的传记叫“先主传”、“后主传”，不叫“纪”，就是这个道理。有些涉及魏晋的敏感内容，他也会隐晦处理，所以后世很多学者对陈寿的笔法一直有争议，有人说他曲笔，有人说他务实，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那个时代写史的常态。

总的来说，蜀汉“不设史官”这件事，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建立曹魏那样系统的官方史官制度，而不是完全没有人记录历史。陈寿那句“蜀无史职”，既有他手里材料不足的客观困境，也有他作为晋朝史家不得不做的立场调整。

我们今天看到的蜀汉历史，不是由某个专职史官在朝堂上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而是靠陈寿这样的蜀地学者，在政权灭亡之后，一点点从档案、旧闻、私人著述里拼凑出来的。它不如《魏书》《吴书》的史料那么完整系统，但因为写的人离事件足够近，反而保留了很多最鲜活的历史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