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专访 詹妮弗·卡瓦纳吉：美国军事主导的时代已终结，应战略退守

“美国战略界必须承认一个现实：美国无法击败或改变中国，中美两个大国谁也承受不起全面冲突的代价。”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这番直击中美关系现实的论断，出自美国智库“防务优先”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兼军事分析主任詹妮弗·卡瓦纳吉（Jennifer Kavanagh）在近日华师大与本报共同举办的“大变局——2026全球秩序深度重构与未来走向”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

作为近年来在华盛顿迅速崛起的“克制派”代表，卡瓦纳吉的观点常常让传统的两党战略精英感到如芒在背。她曾撰文直言“美国军事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并呼吁进行“有组织的成本与义务削减”。

从早年研究美国国内事实与信任衰退的“真相衰退”理论，到如今为美国全球军事姿态的退守绘制路线图，她的问题意识一以贯之：一个过度扩张、沉迷于帝国角色的美国，不仅无法保障自身的真正安全，也无力为世界提供持久的稳定。

“美国正在接受‘被迫的收缩’”

当被问及如何描述当前全球权力格局最重要的趋势时，卡瓦纳吉给出的判断极为直接：权力正在扩散，美国在军事及其他领域的霸权正不断削弱。

“我认为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推动全球力量格局走向更均衡的状态，美国只是制定国际关系规则和方向的几个主要大国之一。”她指出，如今全球权力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分散，美国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单方面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

这种大变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维持全球霸权成本的急剧上升。

在交流会上，卡瓦纳吉系统性地挑战了美国外交政策界长期奉为圭臬的三项核心假设：第一，美国军事力量能稳定局势并威慑侵略；第二，美国需要庞大的海外军事存在才能保证安全；第三，美国霸权对美国和世界都有益。

“事实并非如此。”卡瓦纳吉反驳道。她指出，美国两侧濒临大洋，南北邻国实力较弱，其本土安全状况非常稳固。相反，遍布全球的前沿军事存在，反而让美国陷入地缘纠缠，增加了在数千英里之外与其他全球强国发生冲突的风险。

“对军事主导地位的极力追求，已经掏空了国家权力的其他杠杆，使美国在帝国角色中变得过于安逸。”

面对权力重心的转移，美国决策层是否展现出了主动调整的战略智慧？面对本报记者关于“美国是主动调整还是被动应对”的提问，卡瓦纳吉起初审慎地表示“这很难说”，但紧接着便给出了一个直白的定性：“被迫的战略收缩”。

“迄今为止，美国决策者拒绝主动放弃既有的安全承诺，而是一步步接受被迫的战略收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卡瓦纳吉分析指出，美国的这种被动，源于内部资源的严重约束与公众心态的转变。

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使得长期增加国防开支举步维艰；而经历了漫长的对抗与中东冲突后，美国公众对这种无休止的“大国竞争”叙事感到疲惫，“美国人固然希望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他们尚未准备好应对华盛顿鹰派所呼吁的那种大规模动员”。

“我最欣赏特朗普的一点，是他引发了关于美国在世界中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卡瓦纳吉说。

五年前，这种关于战略收缩的辩论在华盛顿几乎不可想象；但现在，代际更替与严峻的资源约束正在推动美国走向克制。

只是，这种转变并非没有代价。卡瓦纳吉清醒地警告称，从长远来看，美国减少全球军事足迹对世界稳定有利，但在短期内，“这将是一个高风险的时期”。

“美军应该撤出第一岛链”

在全球权力格局的宏观判断之下，卡瓦纳吉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具体军事部署给出了同样直白的评估。

在卡瓦纳吉看来，美国当下的对华政策是自相矛盾的：政治层面，华盛顿高呼要与北京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与“体面和平”；操作层面，美军却仍在第一岛链加紧部署导弹平台和B-21轰炸机，维持着大规模实弹演习。

“这两个目标从根本上互不兼容。”卡瓦纳吉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在第一岛链维持‘拒止性防御’，美国需要在该地区维持约9万名军事人员的庞大存在。”这不仅在过去十年成为中美紧张局势的根源，更让美国陷入了不可持续的“过度扩张”。

现实是冷酷的：美军海军的战备状态已严重削弱，弹药储备深度有限；第一岛链的基地极易受到远程火力的覆盖；而高达40万亿美元的国内债务，让美国根本无法靠单纯增加军费来填补缺口。

在这个背景下，卡瓦纳吉抛出了一份备受争议的方案：将美军的亚太重心从第一岛链后撤至第二岛链，把力量分散部署到以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帕劳等自由联系国以及澳大利亚为主的更远节点，而非集中于第一岛链的少数大型基地。

“美国不需要第一岛链战略来保障其核心利益。”她将美国动用武力的核心利益严格界定为两点：本土防御，以及确保进入经济市场和供应链的通道。

在她看来，当前庞大的前沿部署远远超出了这两个需求，反而制造了不可接受的成本与卷入战争的风险。因此，她也主张美国应转向对台“不干预”政策，并逐步终止在该地区的共同防御承诺。

这种主张必然引发盟友的恐慌。卡瓦纳吉坦言，收缩会带来影响力的丧失。但她直指美国同盟体系的核心弊端：美国的安全保障往往不是在威慑，反而会增加美国被卷入冲突的风险。在她看来，美国不应为了盟友的防务而战，日韩等盟友完全应当自行承担起应有的防务责任。

对于记者关于“克制是否只限于军事领域，将竞争推向以科技封锁、经济施压等为手段的长期消耗战”的疑问，卡瓦纳吉表示，技术和经济等领域的竞争固然会引发摩擦，但军事领域因误判而爆发战争的风险要高得多。

她认为，仅靠军事克制不足以实现大国共存，但这是必要的前提。为此，她主张中美应确立红线并制度化——例如，美方明确反对“台湾独立”，并接受任何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方案。

在她看来，只有确立底线的危机沟通机制，才能为中美关系提供一个稳固的基座。

“这是一场‘最糟糕的折中’”

在阐述了亚太军事部署的调整方向后，卡瓦纳吉进一步剖析了美国当下的对华政策运作。

在卡瓦纳吉看来，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一次令人意外的“180度转向”。从第一任期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到第二任期在“解放日”关税受挫后，转而寻求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的“同量级对手”，追求共存乃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确立的这一框架，正是这一转向的标志。

她向记者指出，这种转向源于美国战略界的一种共识：“美国战略界已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实力相当的大国。他们明白，美国既无法击败中国，也无法改变中国，而且两国都容易受到对方的伤害。”

但在她看来，这种转向充满了脆弱性。她用“最糟糕的折中”来形容当下的局面：美国政策的变化已经足以引发盟友的不安，却不足以向中国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正在发生真实、持续的改变。退，退得不彻底；守，又守不住。这种模糊的中间状态，反而让各方都陷入了不确定性。

“这是一种冒险的做法，只能勉强掩盖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卡瓦纳吉警告，若没有制度性变革，特朗普卸任后，激烈竞争极可能重新抬头。

政治层面的“缓和”与操作层面的“竞争”这种撕裂状态“不可持续，且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冲突”。

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也深深扎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土壤中。卡瓦纳吉分析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政策的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特朗普如今更倾向于将中美经济关系置于地区安全议题之上，他对安全竞争的兴趣寥寥，更希望维持经济层面的稳定。

此外，经历了此前的外部冲突后，美国公众对无休止的“大国对抗”叙事感到疲惫，那些长期主张对外干涉、热衷于强硬对抗的政治精英，正面临民意支持的下滑。

“美国民众固然希望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也希望能够加以运用；但他们尚未准备好应对华盛顿鹰派所呼吁的那种大规模动员规模。”卡瓦纳吉表示，这种公众情绪的变化，实际上为美国向“克制”转向提供了一定的国内基础。

然而，美国政治体制的轮换惯性，给这种战略转向蒙上了阴影。

卡瓦纳吉指出，由于缺乏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当前的政治缓和极其脆弱。一旦白宫易主，这种依赖领导人个人偏好的政策随时可能被推翻。

因此，她呼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锁定当前的战略稳定成果，确保两国关系不会因美国国内的政治更迭而轻易脱轨。

“随着更正式和非正式的协作机制不断形成，这种关系在特朗普时代结束后维持稳定的可能性也会随之提高。”卡瓦纳吉表示。

在她看来，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仍处于一种未完成的过渡状态。

身处这场“大变局”之中，美国唯有真正接受全球权力扩散的现实，放弃那些超出自身实力边界的帝国承诺，才能跨越当下的战略撕裂，寻找到与中国和平共存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