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易白中长篇小说《于阗记》

易白，中国内地音乐人、影视编导，现居深圳。诗文歌画影音作品累计获奖百余次，曾因文艺创作成果突出荣立二等功。潮语歌谣被复旦大学出版社《大学语文（第二版）》编入课本。曾发行专辑《一只骆驼的独白》《诗人的配乐》《王九玉的新疆之旅》《被维吾尔族美女狂追暴打》《敦煌配乐作品选集》《诗人的独白》《独白时代》及歌曲《在羊脂玉里望见夕阳》《于阗古丽》《玉龙河畔的古丽》《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夜》《红枣鸡》《万物之歌》，并创组诗及口语词牌《南疆谣》。人民日报海外版客户端播其新疆取材vlog《我是农民》，专辑《和田往事》收录《老班长在雅瓦乡养红枣鸡》，述退伍军人扎根边疆事。其创作长期关注新疆，重田野调查。 ——摘引 百度百科《于阗记》

先说一句可能不中听的话：这部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最“不小说”的地方。它动人的地方，是它像一份被写成小说的田野调查报告，不像一部被写成小说的小说。

易白写《于阗记》，用的不是纯虚构的路子。深圳音乐人一心负债逃往和田，一头撞进大伯李卫国在暗格里藏了五十年的秘密，古丽外婆阿依慕在境外守谱五十年，玉龙喀什河底捞出十七把千年古弹布尔，最后于阗古乐登上春晚、申报人类非遗。这条线，从深圳的封条一路铺到中亚的舞台。封条是“逃”，暗格是“藏”，河底的琴是“找”。三个动作，一条线，铺得满，铺得密，铺得几乎不留缝。

▲《于阗记》作者易白（许华欢 / 摄）

可恰恰是这条铺得太满的路，露出了这部小说最硬的一副骨头：它写“传承”，偏不用“传承”两个字去写。它写的是“发现”，可每一次发现，都不是白捡的。 发现大伯，是因为一心先被债逼回了和田；发现地契，是因为工坊街先被挖掘机砸穿了墙；发现古谱，是因为玉叔先带着十几个老艺人堵在了墙洞前；发现河底的琴，是因为采玉人先在下游挖了半辈子玉。这部小说的“发现”，没有一次是天上掉下来的。每一次“找”，前面都有人“守”。守的人把东西藏好，找的人才有东西可找。 藏和找，是一件事的两头。中间缺的那一段，是唱。易白写的不是“没断”，是“接”。接得笨，接得巧，接得满，接得让人一边挑毛病一边放不下，这就是这部小说的本事。

李卫国这个人物，是全书写得最狠的一个。缺了半条腿，在暗格里躲了五十年，靠煤油灯度日，写了一百封没寄出去的信，守着一张1971年的兵团地契。这个设定，放任何一部小说里都能撑起半本书。

▲艺术家易白（许华欢 / 摄）

值得琢磨的是：他为什么要在暗格里躲五十年？小说的解释是怕牵连家人，怕有人找麻烦。这个理由，在1971年的语境下，说得通。五十年里，中国换了多少轮天地，和田的沙枣花开了五十次，工坊街的老艺人换了两代人，李卫国就是不肯从暗格里走出来。小说把这个“不肯”写成了“坚守”，写成了“沉默的奉献”。五十年的沉默，换来的是一张纸。这张纸当然重要。可反过来想，小说让李卫国守五十年，守的也许不只是那张纸，是“守”这个动作本身的意义。一个人用半辈子守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的价值，一半在东西本身，一半在守的这个人身上。 易白把这一半写出来了，写得让人心疼。这份心疼，就是这部小说给“守”字立的一块碑。

古丽的外婆阿依慕，是全书另一个“守”的化身。她五十年前带着半套残谱出境，在中亚收集流散乐谱，临终前把骨灰分两半，一半留在奥什，一半撒回约特的沙枣花树下。

这个人物，写得很美。她一个人在中亚走了五十年，教了几百个学生，收集了上百首曲子，临终前还在等“家里人来接”。她的“守”，比李卫国的“守”更轻，也更飘。李卫国至少有一个暗格，有一箱信，有一张地契，有具体的物证。阿依慕有一本蓝染笔记，有一把百年弹布尔，有一摞没寄出去的信，还有一段1998年在深圳录的磁带。这些东西拼在一起，拼不出一个活人的五十年，拼出来的是一个符号：一个在异国他乡替故乡守东西的、沉默的、伟大的、不会抱怨的符号。

可符号也有符号的重量。小说写到阿依慕的徒弟买买提抱着百年弹布尔在西安城墙上弹琴，写到谢尔盖在奥什的老琴房里和古丽合奏，写到穆拉提在阿拉木图的旧音乐厅里等了她五十年。这些场景，一个比一个动人。动人之后，阿依慕本人始终没有“出场”。她只活在别人的回忆里，活在信件里，活在照片里。她是一个被讲述的人，不是一个讲述自己的人。这不是技术问题，是选择问题。易白选择让阿依慕沉默，让她的“守”变成一种被后人发现的、被后人接续的、被后人赋予意义的遗产。这份沉默，是那个年代压出来的，也是作者写出来的。压出来的沉默，和写出来的沉默，叠在一起，就成了这部小说最沉的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压住了小说的底，也压住了读者的心。

▲《于阗记》作者易白（许华欢 / 摄）

小说的起点，是深圳雨夜，封条贴门，债主堵路，一心蹲在台阶上抽烟。这个开头，是全书最好的部分。粗粝，具体，有汗味，有雨水的湿气，有泡湿的烟纸糊在指尖的触感。一心从深圳逃往和田，不是去寻根，是去躲债。这个动机，脏，但真。

可到了第二卷、第三卷，这条路的“脏”慢慢被洗掉了。一心从“躲债者”变成“接棒人”，从“逃兵”变成“传承人”，从被债主追着跑的人，变成站在春晚舞台上被十几亿人看见的人。这个转变，小说给的理由是“发现”：发现了大伯，发现了地契，发现了古谱，发现了密室，发现了河底的琴。每一次“发现”，都让一心往前走一步。

这些“发现”，是不是太巧了？巧。大伯恰好是他大伯，古丽恰好等了他十二年，陈敬明恰好是他师父，阿凯恰好良心发现，小周恰好是卧底，苏教授恰好找了四十年残谱。这些“恰好”叠在一起，把一条本该泥泞的路，铺成了红毯。红毯上走的人，脚不沾泥。可话说回来，没有这些“恰好”，一心走不到春晚。这不是小说的毛病，是这类小说的命。命是逃不掉的，可命里也有文章可做。 一个从封条底下逃出来的人，要走到春晚舞台上，中间总得有人递梯子。易白递的梯子多了一点，密了一点，可每一架梯子，都是小说里的人物用自己的手递出去的。递梯子的人，比爬梯子的人，写得好。一部小说，能把递梯子的人写得比爬梯子的人还站得住，说明作者心里装的不是主角一个人，是整整一条街上的人。

易白不是坐在书房里编和田的。他本名王增弘，退役军人，音乐人、影视编导，在深圳住了多年，跑南疆不是走马观花，是蹲在和田老城的巷子里吃烤包子，听白胡子老汉弹琴，一个音一个音地记。他的音乐专辑从《一只骆驼的独白》做到《和田往事》，写新疆、拍新疆、唱新疆，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部小说的“见过”，不是查资料查出来的，是脚底板走出来的。

《于阗记》还有一层好处，不在它写了多少“发现”，在它写了多少“守不住的人”。

一心从深圳到和田，从躲债到接棒，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空白：他凭什么？他凭什么从一个欠了三百万的失败音乐人，变成于阗古乐的传承人？凭他是李卫国的侄子？凭他十年前在沙枣花树下接过古丽半枚拨片？凭他手机里存了一段十年前的录音？这些理由，一个比一个薄。可小说没有给一个更厚的理由。小说给的是“发现”：发现了古谱，发现了地契，发现了密室。可“发现”是运气，不是资格。一个人发现了宝藏，不等于他配得上宝藏。薄，不是错。错在小说把“薄”当成了“够”，把一个逃债的人，写成了一个被命运选中的人。可反过来想，一个逃债的人，被命运选中，这不是小说的漏洞，是小说肯给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一次被选中的机会。这份肯，比十全十美的逻辑，更接近文学。

▲《于阗记》作者易白（库热西·阿卜力克木 / 摄）

易白在创作手记里说，他想写“一首曲子，三代人，一千年没断的琴声”。这个立意，好。可“没断”这两个字，在这部小说里，靠的是“藏”和“找”。李卫国藏了五十年，阿依慕藏了五十年，千年前的乐工把琴藏在河底，把谱藏在密室。然后一心来了，找到了。藏和找，是一件事的两头。中间缺的那一段，是唱。

于阗古乐如果真的“没断”，它不该只活在暗格里、密室中、河底的泥沙下。它该活在巴扎的喧闹里，活在婚礼的鼓点上，活在某个老艺人喝多了酒随口哼出来的调子里。和田的约特干故城如今做的是“文旅+演艺+非遗+科技”，白天有“十方百戏”巡演，夜里有《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全息光影，游客可以在地毯制作、艾德莱斯绸印染、桑皮纸的体验里“触摸千年文明”。这是好事。可热闹是给游客看的，日子是给住在这里的人过的。 一个于阗古乐的传承人，如果只在景区舞台上弹给买票的人听，不在自家院子里弹给邻居听，那琴声就还是“遗产”，不是“习惯”。

可话说回来，这恰恰是这部小说最诚实的地方。 它没有假装于阗古乐在日常生活里活得很好。它老老实实地写了一个事实：有些东西，确实断了，断在暗格里，断在河底下，断在异国他乡的染坊里。断了，才要接。接的动作，就是这部小说的全部。易白写的不是“没断”，是“接”。接得笨，接得巧，接得满，接得让人一边挑毛病一边放不下，这就是这部小说的本事。

▲《于阗记》作者易白（许华欢 / 摄）

而“接”这件事，恰恰不是小说能替和田做完的。于阗乐在汉晋时期就是丝绸之路南道音乐的代表，与龟兹乐、高昌乐并称丝路胡乐三大体系。约特干遗址出土的陶塑伎乐俑，猴子抱琵琶、吹排箫、击大鼓，两三厘米高的小物件，把一千多年前于阗人“国尚乐音，人好歌舞”的样子捏在了泥里。这些东西，小说写出来了，写得让人心动。可心动之后，真正要让琴声“不断”的，是和田文旅能不能把“于阗古乐”从一个展演项目，做成一个有人学、有人教、有人靠它吃饭的行当。非遗展在北京办得再热闹，约特干故城的夜游再沉浸，如果本地年轻人学弹布尔的理由只剩下“景区招演员”，那琴声就还是悬着的。这部小说替和田文旅把最难的一句话说出来了：琴声要不断，得有人接着弹。接着弹的人，不能只在台上，得在日子里。

易白在手记里自己说，这部书毛病不少，配角抢戏、时间线有毛刺、反派收束太急、情感高潮偏密、地域风物有时成了布景。一个作者能把自己作品的毛病一条条摆出来，这份清醒，比夸自己十句都难得。 可清醒归清醒，改不改是另一回事。手记里说的“立主脑”“校时间”“给反派留口气”“留白”“让风物扎根”，每一条都对，每一条都说到点子上。可读者读的是小说，不是手记。手记里承认的毛病，小说里还在。承认毛病是第一步，改掉毛病才是本事。这部小说的毛病，不是它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它知道了，还没来得及改。可话说回来，一部小说敢把自己的毛病摊开给人看，这份胆量，已经比很多“完美”的小说，更让人服气。

▲《于阗记》作者易白（许华欢 / 摄）

好在一心蹲在深圳雨夜台阶上的那半根烟。好在他爬上绿皮火车时，小宇塞给他的那张硬座票。好在古丽用蓝染水泼拆迁队时，指尖的靛蓝印子。好在玉叔把金戒指撸下来扔在桌子上，说“我这把老骨头陪你们疯”。好在李卫国写完一封信，塞进信封，信封上写“一心亲启”，塞进箱子，箱子满了换一个箱子，一写就是五十年。好在这些细节，不负责“传承”，不负责“申遗”，不负责“登上春晚”。它们只负责一件事：让人相信，这片土地上的人，是这样活的。 五个细节，最重的是最后一个。前四个证明易白见过，最后一个证明易白会写。见过的人多，会写的人少。易白两样都占了。

▲《于阗记》作者易白（许华欢 / 摄）

《于阗记》的好处，不在它写得太“主旋律”，在它把“主旋律”写成了“独奏”，又从“独奏”里长出了“合奏”。一首曲子，三代人，一千年没断的琴声，断就断在：它把所有力气都花在了“接上”的那一刻，忘了写“没断”的那些日子里，琴声是怎么响的。可反过来想，一部小说，能把“接上”的那一刻写得让人眼眶发热，已经不容易了。 接上之前那些年，琴声怎么响的，是另一部小说的事。易白先把“接”写好了，接得笨拙，接得用力，接得满身是汗。这份用力，比接得漂亮，更对得起“传承”两个字。

沙枣花年年开，不是为了让谁来看。它开，是因为它在那个地方，扎了根。根扎住了，琴声才断不了。易白把根写出来了，扎得深，扎得密，扎得满纸都是沙枣花的甜香。根在，琴就在。琴在，接的人就在。接的人在，这部小说就没写完。（5星看点 /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