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1年11月，山东沂山北麓，负伤的王文轩躺在一户农家的土炕上，身边只有一名年轻卫生员和两名警戒人员。屋外风声紧，屋内药品少，真正让人犯难的，却是吃什么。
此前一场战斗打了一昼夜，部队为牵制日军行动，硬是在山口附近拖住了对方。突围时，王文轩左腹中弹，伤口不断渗血。部队不能停留太久，追兵也没有完全甩开。
团长李福泽在山坳里点着马灯，临时作了决定。重伤员若跟随大队转移，行动速度必然变慢，一旦被咬住，整支队伍都可能陷入险境。王文轩明白这个道理，主动提出留下。
“别管我，先把队伍带出去。”
李福泽没有多说，只留下卫生员陈金素和两名战士，随后带着主力向南转移。那一夜，枪声逐渐远去，几个人被村民悄悄安置在李家沟一户人家里。
村子只有百余户，三面靠山，一面临溪。日军搜索随时可能出现，村民不敢大张旗鼓地救人。刘家屋后的土炕成了临时病床，墙缝里塞满稻草，半瓶酒精就是难得的消毒物，青霉素更不用说。
伤口需要营养，可村里的粮食也不宽裕。秋收刚过，家家都把玉米糁子看得很紧。王文轩每天只能喝几勺稀粥，脸色一天比一天差。陈金素换药时发现，伤口恢复得很慢，若再这样下去，身体很可能撑不住。
她急得直掉眼泪。药没有，粮也没有，出村寻找补给又等于撞上封锁线。刘嫂看在眼里，却没有跟着叹气，只是朝屋外的灌木丛看了几眼。
山里麻雀多。
这东西不能填饱一村人的肚子，却能在急难时派上用场。刘嫂找出竹筛、细绳和小木棒，在屋后支起简易捕鸟器。她动作很快，没惊动旁人，过了一阵，筛下便传来扑腾声。
陈金素起初并不知道她在忙什么。直到午后，屋里飘进一股油香，她扶着王文轩坐起，看到一碗白面条上放着一块金黄的肉饼。
王文轩愣了一下：“大嫂，这是什么？”
“先吃，别问。”
肉饼并不大，只有掌心大小。王文轩一口咬下，里面混着野葱，鲜味里带着一丝甜。他很快吃完面条，额头上冒出细汗，苍白的脸上终于有了些血色。
陈金素却一直盯着碗里的碎渣。村里没有猪羊，刘嫂家也不可能突然拿出肉来。等王文轩睡下，她才追到屋后，问出了答案。
竹筛旁放着几只麻雀，细绳在雪地上拖出一道弧线。刘嫂把鸟拔毛、去骨、剁碎，再拌进少量玉米面，加野葱和一点油，摁成小饼，用铁锅慢慢煎熟。
“一块饼，要抓多少只？”陈金素问。
刘嫂低声说：“十来只吧，能凑一点是一点。”
这句话听着平常，分量却不轻。捕鸟费时间，处理更费工夫，天气寒冷，手指很快就会冻僵。刘嫂每天早早出门，换地方支筛，回来后还要烧水、拔毛、剔骨。她没有把这些事说给伤员听，只把肉饼一块块送进屋里。
几天之后，王文轩能多喝半碗粥，饭量也慢慢恢复。陈金素换药时发现，伤口边缘开始长出新肉。肉饼谈不上精细，甚至有些粗糙，却给了身体最缺的热量。
村外的形势同样紧张。日军巡逻队曾在附近反复搜索，村民只能借着夜色送水送粮。李家沟的人没有召开什么会议，也没有说多少豪言壮语，谁家能拿出一点，就悄悄拿一点。有人望风，有人烧火，有人负责把吃食送到土炕边。
过了一周，部队派人回来接应。王文轩已经能够扶墙走路，决定立即归队。临行前，刘嫂把几块肉饼塞进他的行囊，仍旧只说了一句：“路上饿了再吃。”
警卫员掂了掂笸箩，觉得分量不轻。王文轩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小小的肉饼。他没有把它当作普通干粮，而是郑重向刘嫂抱拳道谢。
伤愈后，王文轩重新回到部队。后来，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他都经历过更大的战斗，身边也有过更充足的补给。但在谈到前线后勤时，他常提起李家沟那块饼子。
原因并不复杂。战场上的命令、枪械和兵力，决定一场战斗能否展开；可在许多关键时刻，真正让伤员熬过一夜的，往往只是半碗粥、一件棉衣，或者一块用十几只麻雀换来的肉饼。
多年以后，刘嫂托人送来一只旧竹筛。竹条已经发黑，细绳也换过几次。王文轩把它留在身边，和那段隐秘而具体的记忆放在一起。筛子没有进入战斗报告，肉饼也没有写进战果统计，却曾在沂山的寒夜里，替一名负伤的军人守住了活下去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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