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数万座寺庙道观迎来财务审计大检查

近段时间以来，全国多地的财政、审计、宗教等部门对寺庙道观们开展了一轮财务审计大检查。

检查的内容，涵盖了有无虚报冒领套取财政资金、财政资金使用是否合理合规、资金利用去向和绩效评价、有无违规给僧侣等教职人员发放福利、有无违规负债或还债、有无偷逃税款、有无欠缴社保费用、有无规范的财务记账和凭证票据管理、有无规范编制财务报表、有无侵占捐赠收入、有无将寺院公款挪用私存私用、有无落实大额支出应由寺庙集体研究决定的程序等等，可以说是对全国数以万计的寺庙道观们进行了一轮“财务大洗澡”。

其中，有的地方还在情况通报中明确指出，一些寺庙、道观、教堂、宗教协会存在“未开展审计、无专业会计人员记账、未建立财务账册”、“未建立现金账、票据无人签字、大额支出未经管理组织集体研究、账实不符”、“收支未公示、白条较多、部分票据仅一人签字”等问题，要求其限期整改。

可见，财务审计、税收核查、社保清查的浪潮已经席卷到了寺庙道观们的身上。

联想到原少林寺方丈兼住持释永信被法院审理查明其非法侵占、非法挪用、非法收受的财物涉案金额共计达到了3亿元，联想到今年以来相关执法部门在税收核查、社保清查方面的一系列举措，我们不难看出这背后的指向。

此前曾有数据披露，我国目前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一共有14.4万个，其中佛教寺庙大约3.4万个、占到了宗教场所总数的1/4，全国各个教种的教职人员如僧侣、道士、牧师等一共有38万多人，其中仅佛教教职人员就有22万多人，所以我们才说是“数万座寺庙道观”。

近年来，对于“文旅热”、“佛系热”、“慈善热”、“康养热”、“数字热”、“AI热”等风潮，红墙黄瓦的佛教寺庙可谓一样都没落下，“寺庙有钱”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释永信的富豪身份早已无人惊奇，宗教领域的商业收入中有绝大部分都是由数量占比仅1/4的佛教寺庙所贡献的，佛教的商业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个宗教。

但是，寺庙们到底多有钱，恐怕很多人对此并没有量化概念，所以野望谷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据估算，目前全国佛教寺庙的全行业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每年1000亿元产值以上，平均一座佛教寺庙可以带动至少300万元的年营业额；而若把关联产业全都算上的话，那么佛教寺庙的全行业市场规模恐怕已有每年2000亿元之巨。

放在全国视角来看，1000亿元或者2000亿元的行业市场规模似乎并不大，但别忘了这只是由22万多名佛教教职人员创造出来的，平均下来一名佛教教职人员就能带动大约50万元的营收规模，算上关联产业的话那就是100万元，这个人均创收水平即便放到A股上市公司里那也不算差。

更重要的是，上市公司还要砸下大笔资金用于研发投入、市场开拓、项目建设、生产线布局、原料采购、能源消耗，但这些成本对寺庙来说都微乎其微，有的甚至根本不存在。假如比较人均创利水平、比较现金流充裕程度的话，那么恐怕绝大部分A股上市公司（行业）都不能跟寺庙产业相媲美。

当然了，这些可观的创收并不是在各家寺庙均等分布的，寺庙产业也存在极强的马太效应，创收能力高度向头部顶流寺庙集中，而广大腰部和尾部的寺庙日子其实并不能算特别好过。

若按照可查数据，目前收入规模排名全国前10位的佛教寺庙（佛教主题景区）有：

河南登封少林寺、江苏无锡灵山大佛、浙江舟山普陀山景区、四川乐山峨眉山景区、山西忻州五台山景区、安徽池州九华山景区、海南三亚南山寺、湖南衡山南岳大庙、浙江杭州灵隐寺、陕西宝鸡法门寺。

收入规模排名全国第11位到第20位的佛教寺庙（佛教主题景区）有：

北京雍和宫、上海静安寺、广东韶关南华寺、河南洛阳白马寺、青海西宁塔尔寺、西藏拉萨大昭寺、北京龙泉寺、江苏苏州寒山寺、江苏南京鸡鸣寺、福建厦门南普陀寺。

可见，是否地处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中心大城市、是否伴有热门旅游打卡胜地环绕、是否位于佛教四大名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界内、是否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IP标识、是否供奉有佛祖舍利或其他稀世珍宝，往往是决定一座寺庙的香火是否旺盛的关键因素。

在上述20大佛教寺庙中，年收入规模最高的可达10亿元以上量级，年收入规模最少的也在5000万元以上量级，至少是行业平均水平的数十倍（不同统计口径之间的排名和收入存在差异，在此我们选取民间公认的一种说法，且未将港澳台地区寺庙统计在内）。

那么，如此庞大的收入都是怎么构成的呢？2022年发布的《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曾列举出过五项收入来源：

“宗教活动场所的收入包括下列类型：

（一）提供宗教服务的收入和出售宗教活动场所门票的收入；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收入；

（三）经销宗教用品、宗教艺术品和宗教出版物，出租宗教活动场所资产取得的收入；

（四）政府补助取得的收入；

（五）其他合法收入。”

显然，这种收入来源划分方法并不能展现寺庙收入构成的全貌。

根据野望谷的整理，当前国内佛教寺庙的收入来源构成可以划分为以下8个大类——

第（一）类：门票场地收入

包括了寺庙（景区）门票收入、对残障等需要关爱人士提供服务的收入、居士住宿等信徒服务收入、会议活动场地租赁收入等，其中门票收入是大头。

由于很多佛教寺庙本身就是个旅游景区，或者是坐落在景区之内，当地政府对寺庙的修缮运维和文旅开发也是有投入资金的，所以寺庙的门票收入通常要在寺庙和当地政府文旅部门（及文旅开发运营公司）之间分成，政府文旅部门（及文旅开发运营公司）一般会分走5到7成不等。

对于寺庙来说，门票场地收入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刚性的，它大体可占寺庙总收入的2到3成。

第（二）类：宗教服务收入

大致来讲，寺庙为信徒们提供的宗教佛事服务主要包括四类：香火、法事、供奉、开光。

在香火收入中，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的香火券、香火配套用品看起来单价似乎并不高，可挡不住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彻夜排队等着烧香磕头哪。比如，北京雍和宫在每年除夕前都会有大量信徒站立在冰天雪地的寒冷户外彻夜排队、等候烧香，最长的居然能排上48个小时。

此外，“头炷香拍卖”也是寺庙赚取香火钱的一大法宝。早在2015年，浙江一所寺庙的头香价格网络拍卖起拍价就达到了11.8万元；2018年，南方一座寺庙曾创下了68万元的头香最高纪录。

法事服务的收费水平就相当隐蔽了。许多公司和商人老板邀请寺庙高僧来给自己做法事服务时，都是私底下悄悄塞给红包，一个红包动辄就好几万元的屡见不鲜，而且这笔钱能否进入寺庙公账很是存疑。

供奉服务则包括了骨灰存放、牌位供奉等等。尽管供奉服务的收费标准往往是明码标价的，但它的价格水平跟普通香客的香火钱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2022年曾有媒体报道，上海静安寺供奉延生禄位、往生牌位、水陆法会内坛莲位的价格都在几千元/年（次）的水平，南京九华山公园玄奘寺地藏殿供奉长生牌位的价格甚至可达几万元/年。现如今但凡香火旺盛的寺庙，几乎都在忙于扩展殿宇、增设牌位。

开光服务，说白了就是佛教周边商品销售的升级版，常见的周边商品则有佛珠、护身符、饰品、佛经图书音像、佛事法器等等。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并不高，但它们一旦被高僧抚摸一番、完成“开光”之后，立马就能“点石成金”了。

比如在上海静安寺，一尊被开光后的释迦牟尼佛铜鎏金座像售价为1.98万元，一块被开光后的山宝银币售价为1.68万元，这些商品还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发售，信徒手指轻轻一点就完成了下单。

总的来说，由香火、法事、供奉、开光这四种主要宗教佛事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大体可占寺庙总收入的2到3成。

第（三）类：信徒捐赠收入

信徒们往功德箱里塞入的几十元、几百元现金只是寺庙捐赠收入的一小部分，这些信徒甚至连在寺庙里刻字留名的资格都没有。平时我们到寺庙里能看到的那些被刻在“捐赠墙”上的公司或个人名字，基本都要动辄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捐赠金额。

捐赠收入往往带有一定随机性，但捐赠者多了就能平滑这种波动，如果有幸碰到一位乐善好施、出手阔绰的大老板，那么寺庙光靠一笔捐赠就能吃饱一年。比如在前些年，福建一位著名企业家就曾一次性给当地一座寺庙豪掷了2000万元捐款。

一般而言，捐赠收入大体可占寺庙总收入的1到2成。

另外，由于过去不少零碎的捐赠收入都使用现金收款，因此这部分资金收支极不透明，不过好在二维码收款方式已经在寺庙中普及，所以目前这种情况已有了大幅改观。

需要指出的是，例如洗钱等非法交易有时也会假借捐赠的名义，这亦是造成寺庙捐赠收入不透明的重要原因之一。假如有寺庙为非法洗钱交易提供了服务，那么因此获得的捐赠收入就属于违法收入了。

第（四）类：传统文旅收入

传统文旅收入主要是指寺庙（景区）因提供索道缆车、观光游览车、酒店住宿、餐饮斋饭、摄影、服装租赁、商品零售等基础性旅游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其中索道、观光车等交通服务收入占大头。

不过，传统文旅收入更多是存在于兼具佛教文化和旅游景区双重功能的寺庙，比如四大佛教名山，一般的中小寺庙则与之无缘；且收入的大头也要归属旅游景区及其背后的当地政府文旅部门（文旅开发运营公司），能够落到寺庙口袋里的并不多。

大体来说，传统文旅收入只占寺庙总收入的不到1成。

第（五）类：创新文旅收入

近年来，寺庙（景区）提供创新融合文旅的样式五花八门，由此获取的收入种类也让人目不暇接。

比如文创手办销售、实景文艺演出、出国表演展出、专题陈列展览、影视剧IP授权、武术教学、中医药养生、景观民宿、禅意茶舍、非遗工坊、非遗巡游、康养度假、沉浸式体验、数字祈福、野外丛林挑战、虚拟现实交互、禅修课程、佛系主题酒店、佛教主题博物馆、抄经诵经、国学禅学课程等等，其中文创手办和文艺演出是最常见的两类大头收入。

而一座寺庙能否从创新融合文旅服务上赚到钱，则跟这座寺庙自带的历史文化IP属性、有无过人的文旅开发运营能力高度相关。像是千篇一律的冰箱贴、手串、挂件、饰品、摆件、福袋那都是最入门的，搞出别出心裁、“人无我有”的独特商品或独特服务才是各家寺庙绞尽脑汁的追求。

比如，杭州灵隐寺推出了“陈皮酱油”和“囍德咖啡”，南京鸡鸣寺推出了“鸡鸣奶茶”，杭州永福寺推出了“慈杯咖啡”，杭州法喜寺推出了“沐欢喜咖啡”，北京雍和宫推出了“景泰蓝佛珠手串”，上海玉佛寺推出了“素食汉堡”和全国首家“佛系”酒店，登封少林寺推出了“少林药局”和“少林灵芝茶”，北京龙泉寺推出了“贤二机器僧”，无锡灵山大佛推出了“九龙灌浴”沉浸式演出，等等。

本来这些商品的成本价都很低廉，但就因为打上了一道佛的背书，用心灵疗愈打动了广大信众，将情绪抚慰价值、社交炫耀价值、文旅纪念价值融为一体，其身价便立马陡然翻倍，堪称绝对的暴利生意。

比如，杭州灵隐寺一瓶500毫升装的“陈皮酱油”居然能卖到58元，而且一年之内就卖出了5.6万瓶，带来营业收入超过了320万元。

总的来说，这类创新融合文旅收入大体占寺庙总收入的1成左右。

第（六）类：资本和商业地产收入

过去，资本或商业地产收入只是峨眉山、九华山等上市公司独享的专利。但现如今，那些未上市的寺庙（景区）在资本和商业地产领域玩出的花样可要比上市公司眼花缭乱得多。

比如，上海玉佛寺素有“最懂投资的寺庙”之称，它早在2009年就成立了一只“觉群大学生创业基金”。靠着这只基金，玉佛寺不仅在早期就成功投资了“饿了么”项目，而且还投资过盛视天橙、帝亚实业、威佩网络科技、贝孚幼儿教育等多个创业项目，累计投资创业项目达200多个，投资成功率高达80%。

除了上海玉佛寺之外，还有登封少林寺涉足了房地产开发，无锡灵山大佛建造了度假公寓，山西五台山以“禅农结合”思路搞起了有机农业生态开发，三明吉祥寺开办了国内首家“寺院养老院”，专门为寺院法师信众们提供弘法工具与专业佛事服务的小雨科技公司会将每年纯利润的15%捐赠给上海静安寺“百寺公益基金”。

可以说，各家寺庙从资本和商业地产上获得收入的办法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们做不到。大体来说，这类资本和商业地产收入占寺庙总收入约不到1成。

第（七）类：网络直播收入

对于寺庙来说，网络直播并不是单纯把文创手办、创意融合文旅搬到线上，因为法师道长们在网络平台上可以获得用户直播打赏、直播带货销售、短视频广告植入、平台流量收入分成等多种收入来源，且相关成本投入和运营花费比线下要更低，所以这里才将其单独列为一类。

不过，僧侣们线上发视频搞直播也是网络平台整治的重点，不少法师在抖音上的几百万粉丝往往都是昙花一现。

当然了，这其中也不乏有打着寺庙名头、冒充僧侣名义进行直播带货的人，对于这部分收入咱们得剔除掉。

第（八）类：政府补助收入

指各级政府部门提供给寺庙等宗教场所的财政拨款或财政补助，它多在寺庙面临文物抢救和文物保护需要、文旅开发和文旅升级需要、非遗保护和非遗传承需要时提供，对此我们就不展开了。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寺庙经济”其实是一门商业模式极好的生意，它具有高门槛进入、低成本运营、消费者高复购率、消费者高忠诚度、信息严重不对称、定价不透明且弹性大、知识产权专属、现金流好、外部监管少这9大优势，因此寺庙产业轻松实现每年超千亿元的产值规模并不是一个偶然；

某种程度上讲，在氛围渲染、冲动消费、玄学溢价、焦虑贩卖、心灵疗愈、个性私密的加持下，千亿级产业规模对“寺庙经济”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起步。

同时，也正是因为寺庙成了社会财富的新聚集地，贪腐舞弊、公款私用在寺庙里大量丛生，偷逃税款、欠缴社保在寺庙里随处可见，所以寺庙道观才在近年里成为了各地财务审计检查的重点对象。

那么，寺庙道观和僧侣道士们到底要不要缴纳税收、缴纳社保呢？

按照《民法通则》规定，我国境内的法人类型包括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三类；非营利法人又可分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几类；其中，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宗教活动场所凡符合条件的，均可登记取得“捐助法人”资格。

但是，成为了非营利法人项下的捐助法人，并不意味着寺庙道观就不需要遵守财务会计规范了，更不意味着寺庙道观和僧侣道士们就被豁免缴纳税赋和社保的义务了。

2017年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中有个“第七章”就是专门来规范“宗教财产”的，2022年发布的《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更是对寺庙道观的财务机构和财务人员设置、会计核算、预算管理、财务收入、财务支出、宗教资产、财务公开、财务决策、审计监督、税收社保提出了明文且详实的要求。

《宗教事务条例》第59条说：“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税务部门应当依法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实施税收管理”。

《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第29条也说：“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依法纳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宗教事务条例》第39条还说：“宗教教职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障并享有相关权利”，“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按照规定为宗教教职人员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2021年颁布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第9条也说：“宗教教职人员应当依法纳税，依法办理纳税申报”。

再参考《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增值税法》、《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法》、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相关通知文件和规则解释，我们便可以归纳出以下这几条基本原则：

（一）宗教场所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可以享受的免税优惠认定条件非常严格，通常仅限定于“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明确“不包括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

简单说就是，只有寺庙获得的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偶尔的零星的佛经法器出售收入、特定的狭义的佛事服务活动收入、门票场地收入中可以被划为宗教文化部分而非旅游观光部分的款项，才可以被认定为是因“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而取得的，只有这部分收入才能免于纳税；

除此之外，像是门票场地收入（观光旅游部分）、宗教服务收入（常态化经营部分）、传统文旅收入、创新文旅收入、金融和商业地产收入、网络直播收入等等，全都属于寺庙“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因此这部分收入并不能免于纳税。

同时，寺庙想要获取免税资格还得事先编制审计报告，并要向税务部门主动申报呈批后才能享有优惠，且这种资格是存在有效期限制的，是要被定期复审的，甚至是有可能被取消资质的。

（二）可享受免税资格的主体只能是“非营利性组织”，也就是寺庙道观等宗教场所、佛教协会等宗教团体、佛学院等宗教院校，以及它们所兴办的慈善基金会、救助服务社等公益性组织；

然而，许多寺庙在从事旅游、交通、酒店、餐饮、文化、艺术、商业、直播、投资、地产、演出、影视、休养、教学、表演、体验等各种商业活动时，都会使用公司企业法人作为运营主体，毕竟这些业务都超出了宗教场所的“营业范围”。

显然，公司制的企业法人连“非营利组织”的主体资格要件都不满足，自然也就谈不上享受相关的免税资格了。因此，寺庙在这些商业化领域所取得收入的纳税要求，跟社会上的普通企业并无二致。

（三）僧侣、道士、牧师等宗教教职人员，并不属于社会保障保险的可豁免对象，而是一概被纳入了全国社会保障保险的大网之内。

寺庙、道观、教堂等宗教场所和僧侣、道士、牧师等宗教教职人员，就是办理社保登记和缴纳社保费用的第一责任人。

（四）个人所得中可以免于征缴个人所得税的情形，仅限于政府和国际组织颁发的奖金、国债利息、国家补助津贴、福利抚恤救济金、保险赔款、军人转业复员退役金、干部职工安家退职费和基本养老金退休费补助费、残疾人孤寡老人烈士家属的收入、因自然灾害遭受重大损失的人员收入等情况。

显然，僧侣、道士、牧师等宗教教职人员以及他们获得的收入并不属于可免于征缴个税的范畴，宗教教职人员承担的个税义务跟普通劳动者是完全一样的。

（五）按照新的增值税法实施条例要求，可适用小规模纳税人情形、从而可享受3%增值税率的法人单位必须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主要业务不属于应税交易范围、性质属于非企业单位。

显然，寺庙所获得的各种门票、文旅、佛事活动、衍生商业、对外投资收入并不是偶尔零星的、“不经常发生”的，而是常态化经营、时刻都有进账的；

除了少部分公益性活动以外，寺庙绝大部分产生收入的活动都是商业化运营的，因而都“属于应税交易范围”；

除了直接以寺庙自身名义收取的款项外，大部分收入都是通过寺庙旗下开办的公司制企业获得的，因此也不满足“非企业单位”的要求。

所以，寺庙获得的大部分收入都无法享受3%的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率，而只能按照一般纳税人要求、适用6%或9%的正常增值税率。

总之一句话，寺庙道观并不是财务审计监督检查的法外之地，僧侣道士亦没有税收社保征缴清查的例外特权。